盧斯達專欄:「開放社會」的大敵習近平能靠儒家傳統抵抗?

盧斯達 2019年01月29日 07:00:00
索羅斯批評習近平是「開放社會」的最大敵人,進而推舉共產黨內還有「儒家精神」的人能挺身起抗議。(美聯社/維基百科)

索羅斯批評習近平是「開放社會」的最大敵人,進而推舉共產黨內還有「儒家精神」的人能挺身起抗議。(美聯社/維基百科)

金融大鱷索羅斯在世界經濟論壇的演講中,批評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將人工智能用於監控,是「開放社會」的最大敵人

 

索羅斯是美國民主黨的一大金主,也透過自己的「開放社會基金會」在全球多國「輸出民主」。世界經濟論壇是全球政經上層的俱樂部,大體也是主張全球化的,並且相當接受中國,甚至看起來像乞援於中國輸出金融經濟的增長動力。2017年的其中一個演講者,就是今日在索羅斯口中的習近平,真是河東河西,不用十年,兩三年就全不一樣。當時習近平在推銷「一帶一路」,以及解決世界經濟問題的「中國方案」。

 

索羅斯可能是其老師Karl Popper最有力的哲學實踐者 (雖然未必完全一致),「開放社會」一詞便是來自那本知名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索羅斯批評,中國銳意發展科技監控技術,特別是集權化的人民信用資料庫,使黨國成為社會唯一的控制者,對人民的各種自由造成重大威脅。

 

索羅斯在演講中重提自己如何接觸Karl Popper而成為「開放社會」的信徒,並在發跡之後用自己的錢和影響力,在匈牙利及其他地方推動政治改革。1989年前後,他曾經打算將匈牙利模式複製到中國,也在中國開設了一個基金,但未幾就遭黨國派員控制,與大鱷接頭的中國官員自保切割,趙紫陽下獄,北京屠殺了一回,一切完結。

 

「開放社會」在中國行不通

 

這些都可以視為西方人嘗試打開中國門戶,使其變成「開放社會」,讓中國融入所謂的世界治理體系。但在中國似乎行不通,甚至中國人本身也對於黨國強力的控制頗感滿意。意味深長的是,索羅斯看到黨國當下的政治合法性,來自經濟多年來不斷上升的默契,一旦經濟不再向上或甚至向下,一切將會很難預測。

 

而擅長計算的索羅斯選擇公開批評習近平,有一千萬份之一的機會是因為他突然醒覺,重新認識中國的本質;或者有另一個較現實和合理的可能:他洞察到中國經濟已經爆破,整個國家能夠提供的漁利將會減少,但它養肥的政治體制,卻可以顛覆他們來自的「開放世界」。本來中國對他們來說,可能是一個有利有弊的綜合體,但現在「事情正在起變化」,利弊的比重或已開始變動。

 

索羅斯認為自由世界應該結盟,並且呼籲將希望放在有良心的官員和商界。這就是他們預期中國內部可以收拾殘局,大概的想像是黨內的商界和軍政高層可以聯合起來左右習近平路線,甚至推翻之。這也是習近平最近說的「七大風險」,最重要當然是貿易戰之下的「政治風險」,即下台危機。

 

當然索羅斯也不是吃素的,他在金融市場興風作浪,被人稱為金融戰犯。在美國國內,他一向提倡最大力度的開放,認為「開放社會」就要開放邊境、鼓勵難民湧入歐洲之類,都令人不敢恭維。這就是Karl Popper的那一套的物極必反。索羅斯也談中國文化,不論是真心還是假意。他推舉黨內還有「儒家精神」(Confucian tradition) 的人,也就是士大夫在不同意君主決策時,會群起抗議阻止的傳統。

 

共產黨人是用特殊材料造的

 

問題是在中國共產黨之下,不會有這種事情。余英時多年前曾談過近代中士大夫淡出的趨勢,「到了1920年代末期,士大夫文化基本已消失了」,之後在政治上呼風喚雨的是「黨人」。崇尚氣節的一堆是前清遺老;革命前夜奔赴現場的日本浪人也許有武士精神和一顆浪漫的心;至於民國前期的軍閥雖然被兩黨史觀嚴重抹黑,但比起後來當權的人,軍閥都是知書識禮,至少不會對讀書人太差。著名的例子是五四運動的學生毆打官員,也是得到寬恕。

 

但之後的兩個集權化的蘇維埃政黨,終結了這最後的浪漫。壞的國族主義狂潮席捲一切,知識份子首先是國族主義者、黨國主義者、供黨差遺的僕役,最後才是一個讀書人。這些人都不是Edward Said說的那些總是質疑既定權威、保持游離身份的知識份子。

 

至於上層的,都是出身下層社會的人。蔣和毛都是。但毛更是精通三教九流,洞策社會底下層的惡劣人心。1920年代的地下共產黨年代,就已經有藉詞AB團叛亂份子的內部清算,殘酷殺害了幾十萬人,能夠留下的又會是甚麼人呢?留下的又會選擇做怎樣的人呢?曾經有黨內高層說,共產黨人是用特殊材料造的,那可能是具黨性、殘酷、堅忍、善長鬥爭和操控人心,但不會是「反抗上級」。

 

到了現在,就更不用說了。近世中國重新講儒家、在世界各地搞孔子學院,只是為了爭那個道統正朔、做間諜工作,「儒者」講的也是政治儒學,也就是如何為統治者鞏固江山的帝國神學,那些犯顏直諫、太學生暴動之類的傳統,其實已經消逝了。如果中國內部有反抗,也只會是因為習政府已經無能維持經濟增長,而分配不公水深火熱,觸發原始的地方暴動,或者統治集團內部的宮廷政變,這是純粹的血氣生存之爭,而不會是因為任何名義的傳統氣節。

 

所謂遺民不世襲,新政權建立之後,舊的那批人或隱逸山林、或飄洋過海,但已經無關痛癢,下一代還是會成為政權的一部份。如果要說這些,南宋遭蒙古毀滅,之後就已經沒有太多了。大概索羅斯或者很多西方人都是務實的,他們當然不希望中國局勢變成shit hits the fan,還是寄望內部能夠自行修正,之後又再開放,又重給西方賺錢和很多好條件。所以他們現階段都會堅持,要將習近平和人民分開看待,不免是寄望後者可以幫他們收拾前者的。

 

索羅斯為何寄望中華傳統

 

然而如果人民和黨內的大多數,都不認為這種狀況有問題呢?習不是一個很好的傳教者,他只是利用現有的資源。中國人共享不少「思想資源」:例如認為「中國人自十九世紀以來受盡屈辱」的苦難史觀,使他們要不擇手段富國強兵;例如遠古的中華思想,是一種等差而無異於帝國主義的神聖王權思想,它本來就自視為天下,是自成體系的文明,沒有打算「開放」,所以中國加入世貿,只是世界向中國開放,但中國不會同等程度向世界開放。因為開放到底就是亡黨亡國,這是他們的觀念。

 

Karl Popper的開放社會論,是從柏拉圖、黑格爾到馬克思一串起來反對。雖然自然有人批評他誤讀了柏拉圖,但Karl Popper版本的那個柏拉圖,就是一個提供烏托邦的藍圖,一個包羅萬象的美好國家想像。在建立理想國度的時候,要動員支持者、清除反對者、推倒大部份的機制,才能一躍而就,令社會煥然一新。

 

然後柏拉圖據說還推崇政治菁英恆久統治,國家的統治者最好同時具備哲學家的知性和德性。Karl Popper認為柏拉圖的理想城邦主張,崇尚「整全工程」,其實就是極權主義。人是無法了知一切,所以制訂的革命也多數是建設少、破壞多,佐以大量的殺人和鬥爭。他認為解決方案是「零星工程」,謹小慎微的改革,出錯的時候破壞較低;拒絕整體主義,而採用複雜而迂迴的方式保守漸進。

 

然後黑格爾和馬克思的學說,對Karl Popper來說也是柏拉圖式的,也就是講究歷史決定論,既然世界背後有一個相同的本質,則其歷史亦循既定規律發展;只要掌握了近乎真理的這條演算法,就可以規劃出一個全新的完美世界。法西斯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背後根源,是這種基於相信萬物有其「本質」的信仰,因此掌握本質或歷史科學的人,就似乎有權力及應該為整個社會制訂包山包海的發展方向、控制所有人的生活,「令世界的本質顯明」,結果就是極權國家的興起。

 

所以抱持「開放社會」這個概念,去看正在全力發展高科技監控技術的中國,無疑可以斷定那是法西斯和馬克思主義的綜合和升級版。

 

然而索羅斯寄望的中華傳統,其實也是另一套版本的柏拉圖主義。其實遠古的「偉大文明」自有相似的光輝和殘暴。古中華也是講聖王統治,講大同世界、統一九州,講世界是「一個的天下」,講「全」,講「道」是「一以貫之」,到之後秦始皇將它實行了出來,也是非常「整全主義」的;「仁」是人和世界終極的本質;至於君子之政,就是將仁政推行到世界所有地方;至於中國人認為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是別有宿命論風情的。

 

這套文化在古世已經培育出君主專制,並非偶然;到了近代而開不出民主自由人權,亦是命定。最近余英時出版回憶錄,講到「共產主義在中國興起,儒家思想扮演了重要角色」,大概是說,中國傳統的「天下為公」、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之類的想法,為清末民初人擁抱共產主義鋪平了道路。也許是觀點太刺激,不少道學家都紛紛跳出來商確。但馬克思主義,作為導致所謂「封閉社會」的思想,在中國能夠火速流行和落地生根,在這角度來看是合情合理的繼承發展,而不是外星細菌進入地球。本身中國文化就充滿給它發展的土壤。

 

連防範滲透的能力都沒剩下多少

 

從「開放社會」的他山之石,又看出了相似的事。Karl Popper講馬克思時,也不無「同情的理解」,指出他初衷良好。但縱觀所講開放社會的對立面,即封閉社會,其實都是從「初衷良好」開始。而儒家思想也當然初衷良好,但往往是初衷良好的東西,才會推展烏托邦大工程。從秦始皇、漢武帝到強調全面復古最終令社會強烈動蕩的王莽,也都處於這條「劃一地移風易俗」的極端主義者系譜,當然這個系譜一直伸展到現代。習近平講的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大命運,乃至「人類命運共同體」;川普反而講只「美國優先」。在Karl Popper式的視野下,習近平似乎比川普更適合被視為「開放社會的敵人」。

 

當然,索羅斯在各地推廣「開放社會」,希望這些開放世界合成一個,聽來也很像Karl Poper批評的那些狂熱的線性歷史論者。他自己也出錢出力,但這些融合、自由的主張也我們經常聽到。但一切還是帶來災難的。新自由主義、金融和人口的無限流動,只是利益了金融家和跨國企業,拆除基於本質信仰的國族界限之後,人不一定更加自由、不一定更有選擇。所謂民主自由的那個世界,他支持的左傾政治家,也是烏托邦式的信徒、也想搞移風易俗、人權和融合無限擴大,也是一種本質主義的另類暴政。他呼籲自由世界抵制華為中興,那是對的,但自由陣營同樣今非昔比。

 

不如同時重讀自由主義的老重鎮《經濟學人》在創刊175周年發宣言,呼籲改造自由主義(renewing liberalism),因為自由主義腐化了,回應不到時代挑戰。而比較值得憂慮的,並不是封閉社會有多強大,而是經過幾十年繁榮的開放社會,莫說反攻,是否已連防範滲透的能力都沒剩下多少?

 

※作者為香港青年評論者/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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