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寫到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港大民研）熄燈的不幸消息，但幸運的是，香港的追蹤還有另一個「研究老字號」，臺灣大學胡佛東亞民主研究中心（Asian Barometer）也有長期追蹤東亞十三地區研究，日本、香港、韓國、蒙古、菲律賓、臺灣、泰國、印尼、新加坡、越南、柬埔寨、馬來西亞，以及中國地區的「民主價值取向量表」。

「民主價值取向量表」是由胡佛教授及其研究團隊在1977年所建立，以一系列題目來測量民眾對於威權的拒絕程度，來標記自由民主價值者，這其中又細分自主權、平等權、自由權、多元權及制衡權等五大權力面向（ 註更多胡佛、徐火炎（1988）。〈結構性的政治文化：概念、類型及面向的探究〉，載於胡佛（編著），《政治學的科學探究（一）：方法與理論》，頁79-122，臺北：三民書局出版。）。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亞洲民主動態調查：香港地區調查研究計畫」民調資料。

這中心也有香港居民是否信任警察的題組，目前，有三波資料：2007、2012、2016。統計結果顯示，2007年的調查中，表示信任者有84.4%，其中非常信任者11.3%，相當信任者73.1%；表示不信任者有8.6%，其中不太信任者7.5%，非常不信任者1.1%。2012年的調查中，表示信任者有81.2%，其中非常信任者22.6%，相當信任者59.5%；表示不信任者有11.8%，其中不太信任者10.2%，非常不信任者1.6%。2016年的調查中，表示信任者有63.8%，其中非常信任者6.1%，相當信任者57.7%；表示不信任者有32.7%，其中不太信任者26.9%，非常不信任者5.8%。簡而言之，也吻合香港民眾對於警察的信任下降趨勢。

雖然也可以預測，香港民眾對於港警的信任會越來越低。但是，2014發生的雨傘運動與現在的反送中有本質的不同。2014年發生雨傘運動，警察的強勢作為，即使有備受爭議的「暗角事件」，香港七名警員在毆打示威人士曾健超，後來這七名警察被起訴。但是，在雨傘運動期間，民調也顯示，83%的受訪者認為，已經持續了54天的「占中環」行動應該終止。所以，2014年，民眾對於警察的態度還是受到支持平亂的方向。這裡作者想問，為什麼香港民眾在2016年，歷經雨傘革命還是信任警察。

作者跑了統計模型，來測試有哪些因素影響了香港民眾對於香港警察的信任。所以「香港警察信任」是依變相，獨立變相作者放入人口統計變數（demographic variables）、服從權威度、以及使用社群網站觀看香港警察及政府新聞的頻率。人口統計變數，是從人口特徵而來，例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這邊，作者選出性別及教育程度，特別的是，這份問卷有題目詢問民眾使用社群媒體觀看政治新聞的頻率，這題目很特別，作者也放進統計模型。

在作者的假設裡，中介變項是「服從權威變數」。此變數是結合六題的民眾態度而得，分別是是否同意不論政府完美與否都應該忠誠國家，是否同意政府就像家長般不論如何都應該遵循政府的決定，是否同意政府應該決定特定的意見可以被討論，是否同意即使父母要求不合理孩子都應該遵守，是否同意在婆媳問題中即使婆婆有錯媳婦都應該無條件服從，是否同意身為學生應該無條件服從師長。上述問題越同意，即表示服從權威的指數越高。

作者想測試是否有「中介變項」效應，所以分成模型一及模型二，兩模型的差別是模型二多放入「服從權威變數」。

在經過線性回歸（linear regression），模型一數值相當「漂亮」，幾乎變數都有顯著。研究發現，教育程度與「信任」香港警察呈顯著的負相關（B =-0.029, p<.05*），教育程度越低越傾向信任警察。使用社群網路觀看警察政府新聞也與「信任」香港警察呈顯著的負相關（B =-0.018, p<0.01**），越少使用社群網站觀看政治新聞越傾向信任警察。女性比男性更傾向「信任」香港警察（p<0.01**）。家裡收入與「信任」香港警察呈顯著的正相關（B =0.124, p<0.001***），認知自己家庭財政狀況越好越傾向信任警察。

在加入「服從權威變數」後，模型二中原本顯著的教育程度變為不顯著，顯著效果被「稀釋」，而其他的變數仍維持一樣的顯著。所以只有教育程度受中介變數影響。這樣的發現很有趣，教育程度越低越有「服從權威」的特性，這樣的特性造成信任警察與否。

所以這模型其實有兩個路徑，性別、家庭收入、使用社群網站觀看新聞頻率影響港警的信任。教育程度透過服從威權程度影響港警信任。如此的模型變得比較立體。這裡每個變數與港警信任都是一個理論的形成，例如，為什麼家庭收入越高越傾向信任港警？服從權威、性別、家庭收入、使用社群網站頻率都是高度顯著，但本篇文章聚焦在比較2014年與2019年的差異，要挑一個來解釋，「權威的服從感」是本文主要的歸因，其他只是附帶說明。這裡只有「權威的服從感」是主觀的政治心理變數，其他都是客觀的描述性變數。

這裡可以有個小結論，「權威的服從感」是民眾是否信任或支持香港警察的重要因素，權威服從感越高，越傾向信任警察。但是無法解釋2019年的反送中對警察的信任分析，因為兩者有本質上的差別。為什麼無法解釋，因為這「權威的服從感」是價值信仰，是需要長時間的環境及教育來形塑，具有連續慣性，很難短時間出現巨大的變化。應該不會有人五年前認為要聽父母話，五年後突然反抗這樣的想法，而且這還不是個人行為，還是整個社會突然出現這樣的氛圍。雖然沒有直接的數據佐證，但這樣的解釋不通，那所以2019的反送中的警察信任是受什麼影響呢？

紐約時報，《「光復香港」背後的港人身份認同危機》，點出這次的「反送中」其實是更深層的「認同問題」。裡面有年輕人說「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而這次的抗議核心「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簡單的口號，卻大大響應大多的香港人，北京對於「光復」這兩字覺得「非常刺眼」。不過，提出這口號的梁天琦說使用「光復」一詞的字面意思為「重新帶來光明」。

民調資料也像是支持這樣論點，港大民研六月份的調查發現，認同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國人」，在18歲至29歲的受訪者中高達75%，相較1997年的45%以及2008年北京奧運的23%，「突飛猛進」。整體香港人認同也大幅上升。雖然沒有原始數據可以跑回歸分析認同與警察信任的關係，似乎可以從趨勢圖看出，香港認同與警察信任成「反比」，越認同自己是香港人，越不信任港警。

結論，本篇文章想點出，2014年的雨傘運動與現在2019正在發生的反送中的抗議有本質上的差異。2014年民眾即使對於警察的強硬不贊同但仍過半數信任警察，當時會信任的警察的主要原因是「服從權威感」。但是2019年民眾已轉變，過半數的民眾不信任警察，而在背後不信任警察的原因與「身份認同」的轉變有很大的關係。

下篇，那身份認同為什麼會跟港警信任掛勾在一起，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傾向不信任港警？又或者應該這麼問，為什麼港警的形象已經離當地認同越來越遠？下篇要談到底港警發生什麼變化，這變化擴大了與香港民眾的距離。

※作者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