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山形的秋。

氣溫微寒，大街上仍可見到穿著短袖的當地人，他穿梭在這座東北小城裡，證照掛在胸前晃呀晃。並不很熱鬧的市區中，出現了不少外國面孔，大多也掛著類似證照行走。每當這些人產生偶然的眼神交會，便似某種心照不宣的暗號，身份確認無須言語，儼然成為一項人文風景。

其實每回擦身而過，他都有些心虛。總覺得這些人看上去如此準備充足，一個個目的明確、不遠千里而來，而自己只帶了一雙眼睛，美其名為觀摩，實則身心放空，純粹感受。半個月前，他首次踏上這個國度，走了很遠的路，旅程前半段沒有安逸，習慣移動後的停留反而有些不適應，彷彿剛從遙遠的地方跌撞回人間。

後來，他輕飄飄地踩上土地，來自世界各地的影像聚集在此，編織成一幅當代世界的圖景，人們沒有嫌隙地交流，話語輕易傳到離心很近的地方，他才覺得腳下踏實了。透過那些人與那些事，他愈發明瞭，每一趟漫長的旅途都有其命運，而你總不會有更好的邂逅。

（一）

中央公民館六樓有著大片玻璃窗，從那兒向外望，他意識到山形的確是個為山所環繞的地方。天氣晴朗的時候，這座城市能帶來平靜，而此時此刻，又多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活力。從街上店面到會場內部，許多牆面均貼上了影展主視覺海報，屬於山形縣的紅花圖像，比秋天更早將這座城市染成一片橘紅——他一回神，人潮開始湧入禮堂，迎向傍晚的開幕典禮。

1989年，紀錄片工作者小川紳介與其他人共同創辦了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Yamagat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以雙年展的形式舉辦至今，已是第三十個年頭。2019年，初來乍到的他，好奇地在人群中東張西望，試圖搜尋認識的面孔未果，嘈雜人聲已隨燈光漸漸隱去，取而代之的是交響樂團的現場演奏。

樂聲悠揚，歷年來紀錄片工作者參與影展的畫面浮現在銀幕上，其中有幾位雖已不在人世，人們依然熱情報以掌聲，彷彿逝者從未離去。他感受到歲月的重量，在此轉化為應有的莊嚴與肅穆，與眾人一同在場。

開幕片是喬納斯．梅卡斯（Jonas Mekas）的《On My Way To Fujiyama, I Saw...》（1996），紀念這位今年初去世的美國前衛電影教父。片如其名，是喬納斯分別於八、九十年代旅日的紀錄，當年山形的模樣也有入鏡。實驗爵士的鼓點，自由流暢的剪輯，他想著紀錄片能夠做到的事（可輕如鴻毛，也可重如泰山）、能夠生成什麼模樣（人有無限的創造力），意識也隨著影片的時空游移四處流竄，又想起放映前，影展方請到的那位農夫詩人所分享的話。

老者多年前與喬納斯相識，跳躍的回憶時而激昂、時而失望：「我們邀請他去山裡野餐，我記得他很享受用攝影機拍攝每個人。現在已沒有人住在那裡了，美麗的村莊無法複製，我想邀請你們再次與我一同尋找這樣的地方。」話鋒一轉，又不失溫和真摯：「山形影展已經三十年，希望它能永遠發展下去，不僅僅是影展，而是作為一個藝術的中心、山形的視野。」

所以這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影展呢？節目表上密密麻麻的日英文交雜，隔天將有九個場地同步啟動，要在一週內播完一百七十餘部影片，還不包括多到數不清的相關活動。開幕酒會的熱鬧像是在九霄雲外發生，說不上與自己無關，卻又不由得滿心期待。他見到幾位同樣來自臺灣的夥伴，多虧前人的結緣，接下來幾天，他們將要住在影展工作人員提供的住所，一個異地相聚的臨時家屋。

許多興奮的聲音在夜晚飄揚，疲倦之中，他只記得朋友不停說山形的無籽葡萄有多好吃，還有廚師在現場切起麵糰，沒過多久便料理完畢所端出的一碗碗蕎麥麵。終於來到住所時，岡部女士有條不紊地規劃好每個人的空間，於是他們又在溫馨的客廳齊聚一堂，交換隔天的行程，並且為牆上那張影展期間眾房客「投宿」的時程表嘖嘖稱奇。那是一個令人安心的夜晚。

（二）

簡單的音符，一些時鐘或齒輪轉動聲，朦朧的畫面中有輪廓，有什麼人在梳理底片之類的事物。

他很享受這一屆的影展片頭，總叫人想起《八月》中那個在父親身旁查看底片的小男孩。光影在氤氳之中降生，一雙好奇的眼睛即將看見新世界，這種童年才有的嚮往，往往能使現場觀眾都平靜下來。

出於一些偏執，他打定主意要在海量片單中鎖定國際競賽單元，希望這些紀錄片帶他去往一時之間到不了的地方，認識這個雖然身處其中，卻始終了解太少的世界。不過，當代社會顯然充滿苦痛，而創作者們回應這些傷口的意圖，幾乎從未如此迫切。這些聲音各有各的姿態，不變的卻是他們勇於面對自我的真誠。

漸漸地，他能感到一種隔空的對話正在發生，片與片之間彷彿開啟了新的界域，創作上的觀點、手法，乃至每個大小選擇如何形構影片的樣貌，最終都彰顯了這個世界如何存在。

當章夢奇在《自畫像：47公里之窗》（Self-Portrait: Window in 47 KM, 2019）將「只有＿＿主義才能救中國」的填空問句交給小女孩，一個新的思考被延伸了，村裡的老人開始談起過去的生命史，她們則用繪畫為長者留住現在，這部作品是一個充滿反思與行動的現在進行式；《The Crosses》（2018）只聞其聲的證詞與各種證據資料，大量空鏡頭宛如召喚過往的亡靈，導演Teresa Arredondo與Carlos Vásquez Méndez 意圖爬梳智利四十多年前未伸張的正義，卻幾乎在裡頭隱身，可說是相當大膽的敘述方式。

同樣是口述記憶，拿下本屆影展首獎的王兵《死靈魂》（Dead Souls, 2018），則用長達九小時且不間斷的訪談，讓死亡延後發生（或者說，存在的證據從此被電影給永遠留存），極限體裁呼應題材重量，如同結尾那片荒土上的一地骨骸，兀自談論另外一種不該被遺忘的歷史。

不能否認，觀看這些作品時，即使排除語言轉譯的理解缺失，他也曾經幾度感到不耐。旋即反思，當作品題材如此「嚴肅」，試圖從中尋找一丁點的娛樂性，會是一項合適的要求嗎？那些不耐能否在風格或內容上轉化為適當的「Pay Off」，會是判斷它們好壞的重要考量嗎？又，這種作品應該要有好壞之分嗎？這些問題他一時半刻沒有答案，可以確定的是，或許因為是紀錄片，他鮮少在山形影展感受到作品間的競爭氣息，這是更像一個世界大觀的平台，歡迎任何人來觀看、討論。

國際競賽的作品中還有一股力量特別明顯，姑且稱之為溫柔。來自阿富汗的《午夜行者》（Midnight Traveler, 2019）用手機拍攝一家四口數年來的國際逃亡，在塔利班政權的死亡威脅下，他們在人間為自己不知何時才能行過地獄感到困惑；雖然生活常是沒日沒夜的混亂，片中卻不乏家人間溫馨的相處記憶，導演Hassan Fazili身為一位父親，選擇了溫柔但不失堅定的方式，將這趟紀錄留給長大後勢必得重新理解這一切的女兒們，其中甚至包含自己從創作者角度出發的可怖坦白。

《In Our Paradise》（2019）有著文學式的章節架構，片名在移民問題嚴重的歐洲當然是一個強烈對比，作為觀察式紀錄片，被攝者一家人與導演Claudia Marschal的攝影機似乎毫無距離，這個拍攝者夢寐以求的狀態沒有捷徑，相識十六年，光從畫面就能感受到他們的情感聯繫，這份溫柔在冷漠與敵意日漸加深的大環境中更顯不易。

而《愛在德涅斯特河畔》（Transnistra, 2019）有著劇情片一般的影像風格，選在一個政治因素無比外顯的、不被承認的國家，鏡頭卻只對準當地五男一女的生活，用16mm膠卷拍下他們的自由、煩惱與流動情愫，從青年們穿梭於大自然與廢墟的無憂夏日，進入面臨抉擇的寒冬，導演 Anna Eborn 的溫柔是詩意的，就像你能在戀愛的少女眼中看見星空。

日子自光影之間悄悄溜走，每次深夜回到住所，他和夥伴仍會聚在客廳敲打鍵盤，一邊交流當天的看片心得，一邊紀錄所見所聞，其他人都笑稱那是作文大賽。沒辦法，一個人能走的路當然有限，有朋友分享又更好，而放映機投射出的那些光塵，確實在銀幕上帶自己前往了更多未曾去過的地方，認識了更多未曾遇見的人。

（三）

《在光影中漫步：羅比穆勒》（Living the Light - Robby Müller, 2018）映後問答結束，走出會場，影展方將導演帶到樓下的公共空間，讓有興趣的觀眾繼續面對面交流。

拍電影人的電影，足以令影迷大飽眼福，導演Claire Pijman無意講述傳奇攝影師的生平，而是以電影檔案與家庭錄像交互對照，偶爾穿插訪談，用光與影像呈現出這個人的樣貌。晚年羅比坐在輪椅上，穿梭在自己創造的影像展覽之中，永遠不會再老去的娜塔莎．金斯基（Nastassja Kinski）凝視著他，年輕貌美一如1984年《巴黎德州》（Paris, Texas）剛剛問世，影片就在那個美麗的交會瞬間結束。

映後的「續攤」反響熱烈，一位日本觀眾拿出一件衣服，上面竟有羅比．穆勒的簽名，解釋說自己曾與他一同工作。Claire Pijman 十分驚喜，兩人展開對話：

“When did you meet him?”

"Until the End of the World."（文．溫德斯1991年的電影，羅比．穆勒為攝影指導）

這是他所喜歡的眾多影展故事之一，是影展創造了這種時刻，成為讓故事發生的地方。當然，也有其他不同層面的難忘回憶。「亞洲千波萬波」競賽單元裡，《流浪的石頭》（The Wandering Rock, 2019）紀錄了一位中國獨立樂手的生活與思想，裡頭有憤怒與悲傷，還有引人發噱的荒謬。放映完畢，一位中國觀眾有些激動地向導演崔兆松提出了一長串困惑，表示不能認同被攝者的激進態度，也不能理解片中對當代中國社會的厭惡感從何而來。

「這問題我回答不了。我只能告訴你，我在拍他，就是在拍我自己。就這樣。」崔兆松簡短地說。他彷彿能看到一同觀影的友人眼底冒出愛心。

那晚他們去香味庵，這是一個山形影展獨有的交流文化，事實上人們幾乎每晚都去報到。十點一到，工作人員會吹響號角，在影展期間歡迎大家來喝酒、聊天、吃芋煮（一種山形的鄉土料理），由於店內通常很快就坐滿，總有眾多人潮聚集門口，寧願冒著寒風也願意留在那裡談話。

崔兆松在裡頭說起了自己的故事，從年少的相信到困惑，之後的抑鬱到創作，鼓勵對創作懷有疑慮的他們：別當個理論家，拿起攝影機就去拍吧！日後回想起每個在香味庵的深夜，大概是因為酒精催化，能憶起的不多，但掏心掏肺的對話肯定沒少過，他罕見地愛上了這樣的地方。

當作品與人的距離被拉近，交流產生，每天都有無數的可能性，互動的場域因而特別珍貴，並且充滿驚喜。有一回他走出市民會館，本來空無一物的平地忽然搭建起一座小木屋，上頭還有煙囪在排氣。原來影展傳單上寫的免費芬蘭桑拿體驗不是開玩笑的！正在敲敲打打的工作人員很高興地說，明天就會完工啦，你可以先去隔壁的帳篷式桑拿取取暖，說著就帶他去掀開簾子打招呼，裡面真的有一家人在烤火。（文／侯伯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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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成立於1998年，每兩年舉辦一次，以「再見．真實」為核心精神，強調獨立觀點、創意精神與人文關懷，鼓勵對紀錄片美學的思考與實驗，是亞洲最重要的紀錄片影展之一。官網：www.tidf.org.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