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責疑義:中國事前隱匿疫情和事後封城決策

林士清 2020年06月06日 00:00:00

中國抗疫是採取舉國體制、群眾動員的模式,但體制內存在各種資訊不對稱的層層落差,造成政策制定與執行過程中的差異。(湯森路透)

隨著武漢肺炎病毒疾病確診病例直線下降,中國國家衛健委日前宣佈:本輪疫情流行高峰已經過去,中國官方似乎認定疫情通過所謂的拐點。然而,中心疫區武漢經歷了一個多月「封城」,何時能解封的話題標籤被廣泛討論,解封涉及民眾如何出城、如何證明自己健康、復工出行證明怎樣開、途經地是否需要隔離等問題。犧牲所換來的代價是其實有違比例原則,武漢民眾更確切質問一個問題:下令封城真的是最好的抉擇嗎?

 

封城決策符合比例原則嗎?

 

首先,當一線醫院發現疫情傳播現象後,為何選擇隱密疫情而不能使用網路線上系統?其次,當國健委專家成員抵達武漢後,是什麼原因讓專家組無法掌握疫情人傳人的實況?第三,當局得知武漢爆發疫情蔓延至周邊地區的消息之後,有關部門為何要優先處理洩漏訊息的「吹哨人」?民眾弔唁李文亮醫師的逝世的網路聲量,未必能撼動中共當局政權的合法性,起碼讓政府治理失靈和防疫體制失能的癥結浮現。武漢肺炎疫情大敵當前,各地政府都怕擔責任,互相踢皮球,只為保烏紗帽,甚至有意造假確診人數。

 

病毒疫情愈演愈烈後,舉國上下僅剩中科院鍾南山院士向公眾匯報疫情,有關部門都不肯直接坦承責任,各級地方政府沒有站在第一線處理問題的不作為態度,隨北京下令封城後地方政府似乎也給封了,各種道德危機無法適時挽救疫情擴散,武漢地區面臨封城的犧牲,依然無法阻止疫情全面失控。中國抗疫是採取舉國體制、群眾動員的模式,抗疫成為政策議程設定的中心,但體制內存在各種資訊不對稱的層層落差,造成了政策制定與執行過程中的差異。

 

封城決策的問責疑義

 

伴隨武漢及其相關地區封城之後,管制者竟不能事先預判醫療資源將處於匱乏狀態,隨著病毒疫情升溫導致封城的人心愈慌。按中國政府透露的訊息來看,封城並非是地方政府的決定,湖北省周圍省分還真的強力執行堅壁清野,周圍省分的醫療資源也沒有按照遵行機制而閒置,導致醫療機構竟然無法分流湖北確診者,確診者無法即時得到妥善的醫療照護而衍生的人倫悲劇,迄今依然歷歷在目。在重大的疫情蔓延之際,各級政府依然朝令夕改且失信於民,理當接受民眾最嚴厲的批評與問責。

 

當武漢毒肺炎疫情與民眾陷入恐慌情緒同步蔓延之際,外界無法確切得知湖北地區的真實情況,錯過外界支援和救助的黃金時間,封城的決策確實需要政治問責。鑑於武漢封城後的慘況蔓延和經濟蕭條,政府將抗疫定性為戰役,中國知識份子圈內心可能都在糾結封城的比例原則問題:相較各國其他城市對封城方式的緩和措施,中國式的封城是否又太過極端?尤甚,疫情爆發初期中國政府選擇隱匿疫情,導致疫情成為蔓延全球的大恐慌,中國從被害者立場搖身一變成為世界的救主,澳洲就是第一個跳出拆穿中國西洋鏡的國家。

 

澳洲與中國關係陷入低檔

 

澳洲始終堅信中國初期選擇隱匿疫情,抑或認定病毒是由武漢研究所洩漏出來,澳洲反對由世界衛生組織(WHO)開展對病毒起源的調查,要求仿效聯合國武器檢查員做獨立調查。然而,中國則認定澳洲是附和美國,目前傳出要對澳洲出口到中國的大麥,徵收反傾銷和反補貼稅,中國似乎要開始對澳洲展開經濟報復,況且中澳關係已低盪多時,澳洲在美國與中國之間、區域安全與經貿往來的取捨,讓澳洲選擇加入美國戰隊,釐清中國對初期疫情隱瞞的真相。

 

※作者為智庫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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