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家總是跨越疆界，去到全然陌生的地方。七〇年代，美國人類學家凱薩琳‧韋德瑞前往羅馬尼亞做研究；他所跨越的，不只是西方與東方的文化與語言差異，也是當時冷戰秩序建構起來的銅牆鐵壁——在民主陣營出生長大的他，勇敢地鑽進了共產主義的世界。數十年後，韋德瑞愕然接獲通知，他有幾千頁的秘密檔案在羅馬尼亞，原來當年羅馬尼亞認為他是美國間諜，因此對他嚴密監控，還差點把他驅逐出境。

被監控的人類學家

被監控的韋德瑞，是個正在做田野的博士生，但是知道被監控的韋德瑞，已經是訓練有素、學術有成的人類學家了。那些秘密檔案當然成為學術研究素材，成為《他們說我是間諜：人類學家和她的秘密警察監控檔案》一書。韋德瑞精彩地在個人情感與冷戰國際結構之間穿梭，完成了一個在許多意義上都有超越性的作品。當年一個被特務凝視與研究的客體，現在有機會轉過頭來，凝視並研究特務及其背後的體系；取得主體位置的韋德瑞縱覽全局，呈現了自己作為被監視對象的處境與感受，同時也竭盡所能的呈現線民與特務人員的處境與感受。本書的諸多超越之中最重要的一個，可能就在這裡：特務所架構出來的「羅馬尼亞vs.美國間諜韋德瑞」的仇敵關係，在韋德瑞厚實的人類學訓練下，徹底溶解了。

《他們說我是間諜》裡，呈現了幾個重要的主題。第一是窺視：攝影鏡頭從不知何處長長地伸入他的臥房，留下了幾幀照片。韋德瑞是女性，這樣的偷窺必然令他產生延伸的焦慮：他們還拍了別的照片嗎？他們還偷看了什麼？韋德瑞住的地方被裝了竊聽器，他接觸過的所有人，都被情治單位調查、收買或恐嚇，所以他那段時間裡的親密關係，也都在窺視監控記錄的範圍內。連私密的身體情感都受監控，比起政治立場或思想受監控，似乎更令人不快，更難以忍受。他寫道：「稍後我在腦海裡想像著自己穿著內衣褲，像一隻蝴蝶一般被釘在收藏家桌上、有好幾道光從不同方向照在我身上的情景（《他們說我是間諜》，頁三二三）。」

第二是背叛：韋德瑞在檔案裡辨認出幾位他真心相待的朋友，竟然也是線民，他們愉快的聚會或談話，都變成提供給情治單位的報告。韋德瑞當然自覺感情受傷，但隨即公平地體諒地呈現了這些朋友們的處境，當線民往往有其不得已之處。有意思的是他的線民朋友瑪麗安娜竟然比他還受傷！瑪麗安娜當時在可能失去工作的壓力下只好屈服，但是線民的經歷成為他的人生污點，這件事情他完全認為是韋德瑞害他的。那受害者情結如此之深，以致於兩人見面時，瑪麗安娜竟然挖苦韋德瑞，「你有關掉錄音機嗎？」好像從來就是韋德瑞在監控瑪麗安娜，而不是反過來。

瑪麗安娜的人格受損或許是事實，但是冤有頭債有主，這一筆應該向羅馬尼亞專制政權追討的帳，在瑪麗安娜的主觀情緒上，竟然是受到監控的韋德瑞應該償還。韋德瑞在書中也指出，許多線民或情治人員都自認沒有造成任何傷害，甚至自豪。
 

韋德瑞被偷窺、被背叛，也被冤枉

第三是冤枉：韋德瑞心無旁騖的人類學田野研究，被情治系統冤枉為間諜工作，於是他在自己的檔案裡看到一個全然陌生的倒影，一個情治單位創造出來的邪惡間諜「薇拉」。年輕的韋德瑞，除了是一個被偷窺的人、被背叛的人，也是一個被冤枉的人。但是他竟然在此發展出一連串關於「身份」與「秘密」的精彩思考。他反思，人在社會生活裡本來就有多重身份，例如他從美國去到羅馬尼亞這個異文化，就享受了一些額外的解放。他在那裡微微不同於平日的自己，可以大膽些，彷彿為自己創造了一個「內在的羅馬尼亞人」。用現在的流行語來說，就是有了新的「人設」。他為了行動方便而假裝已婚，又因為人類學的田野倫理而對於受訪者的身份極為保護，於是在情治單位的眼裡，他就是一個偽造身份、身負某種秘密任務而來的可疑人物了。

「冤枉」這個主題令我特別有共鳴，因為我長期關注司法人權的問題，其核心正是「冤枉」所帶來的巨大烙印。我最近出版的《流氓王信福》與《他們說我是間諜》有個共同點，就是一個威權國家因為自己疑神疑鬼，就任意把看不順眼的某人貼上錯誤標籤。韋德瑞的標籤是「間諜」，王信福的標籤起先是「流氓」，後來是「壞人」，最後是「死刑犯」。韋德瑞是境外勢力，王信福是本地土產；韋德瑞多年後才知道被秘密監控，王信福可是從青少年起，就時時感受到國家的壓制與敵視。對比我自己的書寫與韋德瑞的研究，我不禁感到驚訝：為什麼我處處要向讀者說明、解釋、證明，而韋德瑞卻能夠浮想連翩，提出這麼有趣的觀點？

「他們說我是間諜」，「我」是間諜嗎？韋德瑞完全不必花費唇舌對讀者解釋，我們都知道他不是間諜，他是人類學家，直言無隱並且誠懇反思。他有人類學界的同儕，也有民主陣營對於學術自由的重視作為後盾，我們完全不會懷疑「人類學家」才是韋德瑞的真實身份，「間諜」只不過是一時一地，一種出於特殊用心、戴著有色眼鏡，所建構出來的身份；事過境遷，根本令人發噱。因此，韋德瑞有餘裕去寬廣地理解特務人員的眼光，寬容地將線民們的苦衷一一納入考量；他「人類學家」的身份是穩固的，當年的「間諜」標籤沒有侵蝕他的「人類學家」身份。

「匪諜」被補償，「流氓」呢？

但是當「他們說我是流氓」，王信福是什麼？就真的變成流氓了。「流氓」是比「間諜」更低一個位階的標籤，這在解嚴後的台灣，展示得非常清楚。一九九八年，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前，台灣就有意處理過往「匪諜」的冤假錯案，通過了《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當時由行政院設一個基金會來處理匪諜案件的審核，共發出196億補償金。許多「前流氓」也聞聲前去要求比照辦理，但都被打回票。國家承認以前對「匪諜」的審判可能不公平，以金錢聊以彌補；但以前的「流氓」根本未經法院審判，直接由警察機關與警總認定，就關進職訓總隊，進行無期限的羈押與強迫勞動，那是更徹底的侵害人權，不是應該賠更多嗎？不，當「前流氓」不服裁判而提起訴願時，訴願審議委員會反覆告訴他們，「職訓制度乃為管訓全省無業流氓創辦，職訓第三總隊係專責收容觸犯動員戡亂時期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之強制工作受處分人，施以感化教育及職能訓練的矯正機構（見行政院院臺訴字第0930082058號訴願決定書，相同內容亦見其他多起類似狀況的訴願）」。國家再一次對他們說，誰叫你當流氓，把你關在職訓總隊是為你好。如果說補償「匪諜」是國家雖不認錯但至少表示遺憾，那拒絕補償「流氓」，就是完全認為他們活該。

韋德瑞驚訝於他的檔案鉅細靡遺，情治單位好似撒下天羅地網，他認識的所有人都被施壓要提供報告，而幾位認真的線民幾乎訪遍了所有韋德瑞的田野對象。我研究的台灣冤案則相反，我總是驚訝於法院檔案的草率粗略，王信福案裡甚至連凶槍是左輪還是右輪都搞不清楚，重要證物九卷錄音帶也不翼而飛。

但是韋德瑞描述情治人員對線民施壓的情形，卻與我所知相似的嚇人。這是韋德瑞訪談他的一位親近的朋友，當時同意擔任線民，而且報告了不少韋德瑞的私事。

韋：「你怎麼知道我和誰睡過？」

友：「他們告訴我的！他們老是說知道關於妳的一切，我要做的事只是去驗證。他們在測試我是否老實。他們施加巨大的壓力，逼我說出我知道的一切。他們會問我知不知道你和誰睡過。如果我說不知道，他們就會告訴我，又問我有沒有看見妳和那個人說過話。當我說有，他們就說：『你看！我們都知道（《他們說我是間諜》，頁三五六）。』」

線民只是「看過他們說話」，被特務施壓後就變成「知道他們睡過」，而且寫在檔案裡，變成是線民提供的客觀訊息。面對特務時，線民會感覺到這是一個「測試」，他必須揣摩特務心中的「標準答案」，說了才能被特務認為是「老實」。所以線民並不是據實陳述，而是投其所好。

我看到這裡，腦子裡大叫：「對，就是這樣！」王信福案就是這樣！卡拉OK店老闆洪清一只是說「王信福罵三字經」，警察不斷地施壓，扭曲成「王信福罵警察」，來回多次，像釘釘子一樣（《流氓王信福》，頁一〇九至一一二）。經歷四個階段的誘導、扭曲、移花接木以後，警察成功地將他們的主觀成見滲透進去變成證人的「證詞」，這幾句話變成了起訴書與判決書裡的「犯案動機」（《流氓王信福》，頁一五三至一五六）。

韋德瑞案的線民與王信福案的證人一樣，是一種腹語術：那些訊息看起來是線民（證人）講的，但其實線民（證人）只是被操縱的玩偶，嘴巴一開一闔裝裝樣子而已。特務（警察）早有定見，檔案裡留下的是他們的聲音。特務威脅線民如不就範就要以法律相繩（《他們說我是間諜》頁四六九），警察也是如此操控證人的（《流氓王信福》頁一〇七）。

「流氓」標籤排除王信福人生的其他可能

韋德瑞多年以後才知道監控之事，表示羅馬尼亞政府對於他這個美國人的權益損害十分有限。他好好的長大了，他的羅馬尼亞研究綻放光芒，成為學術界的重要人物。他渾然不知，表示「間諜」的標籤只有在羅馬尼亞才影響他。但對王信福來說，「流氓」標籤定調了他的人生，也排除了人生的其他可能。

韋德瑞來自國力強大的美國，所以最後平安離開，因為羅馬尼亞想列入美國的最惠國名單，享受貿易的優待。韋德瑞的母國是他的後盾，保護他不被欺負，而王信福的母國正是欺負他的那個人。王信福身上的標籤太致命了，所以整本《流氓王信福》，都忙著與「流氓」這個標籤搏鬥。而且，韋德瑞所受的損害已是過去式（縱然餘波盪漾），而王信福所受的損害是現在進行式。

王信福身上的標籤太致命了，所以整本《流氓王信福》，都忙著與「流氓」這個標籤搏鬥。（圖片由廢死推動聯盟提供）

高度壓迫性的題材，是否沒有「反身性」發揮的空間？如果當初羅馬尼亞把韋德瑞捉起來審判，在罪名未洗刷之前，他應該都不會有心情去「反思」自己的人類學研究行徑與間諜有何類似之處。韋德瑞對這一點也有充分的自覺。他的羅馬尼亞朋友一再指出他對特務太過體諒，他說，他關切的是特務系統在整個體系裡扮演的角色，「但我們只有現在才能這樣做」。他的意思是，冷戰已經結束了，我們有條件可以進行新的理解（《他們說我是間諜》，頁四七二）；那也就是說，非得等到事過境遷了，反身思考方為可能。

《他們說我是間諜》的反身性思考無比耀眼，同時，也似乎逼近了反身性的邊界。當他找到幾位退休的特務，與他們見面訪談以後，竟然覺得很喜歡這些人，自以為跟他們變成了朋友。幾十年過去了，被監控的韋德瑞有很多「反思」，擔任線民的人有很多「反思」，但退休特務可沒有，他們直接否認、重寫履歷、冒充革命者，甚至用別人的反身性的思考來合理化自己的惡行，而面露得色。對這種曲解與利用，「反身性」有抵抗力嗎？

露思‧貝哈在《傷心人類學》裡說：「不讓你傷心的人類學就不值得從事。」韋德瑞顯然是很「傷心」的：發現朋友原來是線民，自己的人類學工作不僅被威權政府監控，還被利用來掌握農村人脈，最後發現特務毫無悔意，夠傷心吧。但《他們說我是間諜》情感飽滿細膩卻絕不自溺，對於大的結構毫不偏廢，仍然精確地掌握、清楚地分析，處處可見內力深厚。韋德瑞不是被壓迫得最嚴重的，就像普利摩‧李維在《滅頂與生還》說的，最底層的人早已在壓迫中犧牲，生還者才能說話。凱薩琳‧韋德瑞也像普利摩‧李維一樣，從獨特的經驗中提煉出深刻的洞見，包括對外界的觀察與對自我的覺察。

※作者為廢除死刑推動聯盟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