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另一個幽深的秘密，存在於歷史哲學的層次，並顯示為意義上「層層無盡的荒誕」，這和以下三點有關：第一點是鎮壓行動的本質，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戰爭。從大軍壓境、南北會師、砲轟市區、掠殺平民、剷除菁英、清鄉綏靖，到大量模仿日軍侵華的暴行等，都可看出它的戰爭特性，而且是計畫性的戰爭（只差沒有宣戰程序）。然而中華民國軍事佔領台灣，原本是為了收拾戰爭，如今卻在佔領區發動戰爭，悖謬自不待言。

同時是國內和國際戰爭，同時打不相干的台灣人

其次，這場戰爭並非雙方勢均力敵的戰鬥，而是單方壓倒性和絕對性的攻陷，而且是侵入別國領土而為之（當時台灣仍屬日本），甚至使用國際禁用的達姆彈，無論形式或實質上，都是一種「違反國際人道法的戰爭犯罪」（學者蘇瑤崇語）。當然，這是國民黨當局刻意規避的指控，他們只肯稱二二八的鎮壓是「肅奸」或「綏靖」。這是將國際問題「國內化」的做法，國、共兩黨都擅於使用，出自典型的大中國主義思考。

二二八既然是一場戰爭，則其戰爭面貌，因為被國民黨嫁接了「共黨」和「日本」兩個敵人，就變得相當複雜了：由於嫁接共黨，因此可視為國共內戰的一部分；由於嫁接日本，又可視為中日戰爭的另一章。因此二二八戰爭既是國內戰爭，又是國際戰爭。然而，國民黨所要討伐的兩大敵人：共產黨和日本人（或日本遺毒者），在二二八是「不存在」或「沒作用」的。這又衍生弔詭：二二八攻打的敵人是假的，但不是這些敵人的台灣人卻真的犧牲；換句話說，台灣人死得不明不白。不是叛亂被稱為叛亂，沒有奸黨被嫁禍奸黨，存在的真人為不存在的假人受死，這樣的二二八，真是一大冤案。

此外，國共內戰和中日戰爭原本跟台灣沒有直接關聯，而且在中國有先後順序（第一次國共內戰→中日戰爭→第二次國共內戰）；然而國民黨卻在台灣同時打「國共內戰」和「中日戰爭」，而且雙重戰火同時瞄準不相干的台灣人。換句話說，台灣人被打得莫名其妙。不僅如此，在中國的國共內戰和中日戰爭，雙方都有強大的戰鬥力；但在台灣的「國共內戰」和「中日戰爭」，則是完全一面倒，台灣人除極少數例外，幾無招架之力，只能任憑劫殺。

無論如何，二十世紀台灣人的戰爭經驗，並未止於1945年；事實上，1947年3月到5月的二二八戰爭，是二十世紀唯一以台灣為主場的戰爭，島上人民親歷比太平洋戰爭更真實的殺戮與恐怖。

第二點，是二二八當時，被鎮壓的本島人民同時具有三種身分：台灣人、中國人、日本人。其中日本人是國際公認的、合於國際法；中國人是片面宣稱的、不合於國際法；台灣人則是族群整體的自我認同，卻是在美、中兩個可以影響二二八的強權眼中，最沒有份量的身分。但對本島人民來說，感到最深刻悲痛的，反而是身為台灣人，而不是身為中國人或日本人。無論如何，這種舉世少見、而且相互敵對的「三合一身分」，卻至少產生三種荒謬現象：

其一，台灣人既是戰勝國的人民（中國人），又是戰敗國的人民（日本人）。然而，台灣人並未從戰勝國人民的身分獲益，反被迅速捲入前近代政治漩渦，遭受中國人的「再殖民」與「再掠奪」；同時又因其戰敗國人民的身分，在二二八被誣陷嫁禍，付出無比犧牲。

其二，與台灣人同為「戰敗國民」的日本人（大和民族），先後受到中國的「以德報怨」和美國的「友善佔領」；相形之下，不應該為戰爭扛責的台灣人，卻比應該為戰爭扛責的日本人，境遇更加不堪，飽嚐「比戰敗人民更戰敗」的苦果。而台灣人這種不堪的境遇，究其根由，竟是因為被收編為「戰勝國的人民」，有以致之。

其三，二二八的基隆戰役更為荒謬。因為基隆要塞司令部所用掉的槍彈，絕大部分是日本製品，顯然是戰後就地接收日本的軍事物資。因此史宏熹下令部隊在基隆進行鎮壓，是中國人使用日本人的武器屠殺「中國人」。不只如此，整編廿一師來台之前，也是「全師奉准統換為日式最新裝備，軍容整齊氣象一新」（江崇林語），猶如在台灣複製一場日軍侵華的戰役。

受害者無辜，加害者無事；本省人亂打，外省人亂殺

第三點，是二二八的發展凸顯一種全然的「顛倒性」：不管本省人或外省人，受害者基本上都無辜的，加害者基本上都無事的。

在本省人方面，加害外省人的暴徒，很多逃之夭夭；配合官方「反間」的流氓角頭，更是安然無事；反而大部分列入官方檔案的「暴徒」或「奸黨」，並沒有真正暴行可言；何況更多根本都沒列名的，才是受難的最大宗。如果國軍的鎮壓能勿枉勿縱，並且合於比例原則的話，那還有一點合理性可言；然而事實證明，這場鎮壓亦枉亦縱，濫殺無度，合理性蕩然無存。

例如基隆二二八親歷者許曹德說，事件過後，他在與親友和參與者的無數談話中，「發現真正參與的人反而跑得快、死得少…犧牲的是自以為沒事的路人，死的是完全無辜的小市民」。嘉義市參議員盧鈵欽死後，民間流傳一句話：「放火的跑掉，救火的被政府打死。」救火者即指盧鈵欽。

嘉義市參議員盧鈵欽，因為會講北京話，且身為民意代表，出面與軍方斡旋，不幸被捕罹難(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又如「二二八慘案台胞慰問團」張邦傑、楊肇嘉等人呈文監察院長于右任：「待國軍到達，則又推翻諾言，解散民眾各種團體，施行戒嚴，任意槍殺無辜…而真正行凶暴徒，多已逃匿鄉間，無從捕獲。」林衡道亦言：「回顧二二八事變的時候，我們不能忽略的是，真正帶頭鬧事的人、真正的肇事者被捕殺的不多，遇害的大都是無辜民眾、邊緣人物。」學者李筱峰也指出：「許多在動亂中，勸人勿妄動，保護大陸人，出面調解的地方領袖，反而在大整肅中被捕遭陷。」

而在外省人方面，陳儀政府愈是高階官員，愈有「劫收」或放任「劫收」的紀錄或嫌疑，愈應該為二二八的發生負責，但他們卻是最受保護的一群。反而是基層公務員和一般百姓，事變之初即成本省人洩憤的對象，飽嚐驚恐，親歷災殃。

中國記者唐賢龍提到：「我在台南台北時，有很多外省人都曾向我哭訴著說：『要人們太太的洋狗洋貓都有機關槍衛隊保護，我們這些小公務人員們的生命無人聞問。難道我們的命，便真的趕不上她們的洋狗洋貓嗎？』」上海《新聞天地》觀察：「遺憾的他們（本省人）沒有目標的看見外省人就揍，結果呢，原先作為對象的高貴大員絲毫無損，而遭殃的卻是餓不死吃不飽的小公務員、商人、婦孺。」

如果本省人能懲罰劫收團隊，不殃及無辜外省人的話，那麼二二八的抗爭將寫下歷史新頁，具有高度正義性。然而事實證明，該打的沒打到，不該打的卻打了。更不用說，在二二八之後，劫收團隊繼續擔任要職，鎮壓團隊繼續重用高升，沒有人因二二八受到追懲，正義性蕩然無存。總之，這是一場本省人亂打、外省人亂殺的大衝突，受害的外省人很快得到撫卹，但受害的本省人要過了將近半世紀才得到補償。

※本文摘自玉山社出版，《二二八的虐殺與逃亡》。

作者簡介：李禎祥，台北市人。台大中文系、政大台史所畢，曾任《自由時代》週刊編輯等職。從事人權議題研究多年，並發表多篇論文與專欄文章。著有《李天生評傳》，編撰有《人權之路》，編輯有《白色封印》、《高俊明牧師回憶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