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的歷史遺產──日本篇

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奈良助選時被槍手行刺，送院不治逝世，震驚了世界。

美國總統拜登到日本駐美國大使館弔唁，寫下「安倍的去世不仅是其家庭和日本国民的损失，也是世界的损失」。拜登命令美國全國下半旗三天哀悼。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專門繞道飛往日本出席喪禮，把總統拜登給安倍家人到慰問信交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這是史無前例的高規格。此外，印度全國哀悼一天，巴西全國哀悼三天，為一個外國領導人全國哀悼，規格之高更是歷史罕見。日本已決定，在9月份為安倍舉行國葬儀式，這更是日本戰後自吉田茂以來第一次為首相去世國葬。日本已廣邀各國領導人出席。

作為日本戰後歷史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安倍絕對配得上國葬的榮譽。安倍晉三是1890年日本憲法制定以來在位期間最長的首相（內閣總理大臣）。他第二任任期從2012年12月到2020年9月，總共2,822天，創下日本戰後連續擔任首相最長的紀錄。加上第一次首相任期，在任時間更達到3,188天的紀錄，同樣是戰後日本的紀錄。然而，安倍的重要性，不只是在位時間長，更主要的是，他不但深刻地改變了日本，更深刻改變了全球政治格局。一點都不誇張地說，安倍是日本戰後首個也是至今唯一一個配得上稱為「全球性的領袖」的首相。

安倍給日本帶來的政治遺產異常巨大。這裡先討論他對日本的貢獻。

身為二戰戰敗國，日本在二戰之後就變成一個「非正常國家」。二戰後二十年，日本經濟飛速發展，到了70年代初期超過西德成為世界GDP第二大國（當時蘇聯實行計劃經濟，沒有可以相比的GDP統計，因此日本超越了西德之後就是世界第二）。到了90年代初期，日本經濟到達頂點。

一個國家成為經濟大國，通常不可避免的希望成為政治大國，國際社會也希望經濟大國能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然而，日本是經濟大國，卻沒有相應的政治地位。要成為政治大國，要有幾個基本條件：意願、能力、方法。日本有能力但沒有充分利用，但更重要的還是意願不足，方法更不行；最重要的是，日本還有一個其他國家都沒有的難題，即「和平憲法」。

隨後，日本遇上地產泡沫，經濟停滯不前二十年。在安倍第二次擔任首相時接手的日本，更是一個士氣低落的國家。日本GDP剛剛被中國超過，七十年代以來首次丟掉世界第二的寶座。在中國的宣傳中，日本幾乎立即從一個「經濟上的巨人、政治上的矮子」這種還應該受尊敬的國家，變成被中國自上而下訓斥的「要調整心態，適應中國崛起」的周邊小國。2011年的大地震和東電核電站事故，更讓日本人心裡上淪落到戰後低點。

安倍在將近八年的時間，在能力、意願、方法、法律四大方面，深刻改變了日本的精神面貌，扭轉了日本多年來的頹勢。

第一，安倍經濟學激活日本經濟。

安倍上任後，提倡「安倍經濟學」，制定「三支箭」政策。具體而言，第一支箭：積極的金融政策——大規模量化寬鬆（制定2%通脹的目標，日圓貶值增加出口，不惜使用負利率減少存款促進投資）；第二支箭：靈活的財政政策——擴大國家財政支出（以國家投資促進經濟和就業，調高消費稅增加財政收入）；第三支箭：構造改革的經濟政策——促使並發展民間投資（改革日本公司制度，擴大女性就業，增加工作人口）。換言之，就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加上貨幣貶值促進出口。

到了2015年，安倍提出「新三支箭」，把國家的經濟政策從短期促進，擴大到長期規劃。具體而言，第一支箭：誕生出新希望的強力經濟（打造國家經濟的新成長點）；第二支箭：編織夢想的生育支援計劃（應對日本人口下降的危機）；第三支箭：與安心相伴的社會保障（加強對老齡化的應對）。

由此可見，新舊三支箭並非簡單地就是「經濟措施」，而是一整套國家經濟政治的發展計劃。

安倍經濟學對日本經濟的促進是顯著的。最明顯的是日本股市從一潭死水的八千點，上升到超過二萬點，大大促進了經濟投資，大企業盈利大幅增長。儘管有一些負面影響比如加大貧富差距，但正是這前後六支箭，一下子把日本從經濟緊縮二十年的陷阱中拉出來，至今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可以說，正是安倍「一己之力」帶領下，扭轉了日本的歷史進程，重新上升。（美聯社）

第二，走出「自虐史觀」和「道歉外交」，不再無休止地道歉。

振興日本經濟重振了日本成為政治大國的能力，但安倍在精神面貌上對日本的改變更重要。

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動國之一，犯下嚴重的戰爭罪行。戰爭罪行的罪惡感深深影響戰後幾代日本人。在左翼轉型正義思潮的影響下，日本的歷史教育以「人民史觀」為主，即強調國家罪惡的一面。少數學校使用「美化戰爭」的教科書，就會立即引發「教科書爭議」。

同時，其他東亞國家，也喜歡用「道歉」和「歷史問題」對日本施壓。日本在戰後不同場合為戰爭道歉了數十次，在經濟方面也作出大量補償。然而，在一些東亞國家嘴裡，日本還是「沒有為戰爭道歉」。日本一出現教科書爭議，東亞國家就批評日本「否定歷史」。儘管大部分所謂「美化戰爭」的教科書，都沒有否定史實（但確實有輕描淡寫），而且也只有少量學校使用，根本不是主流。小部分人不顧事實地誇大影響，極力炮製日本「右翼分子復興」，「軍國主義抬頭」，從而煽動仇恨之餘，也向日本施壓。

在2012年中日釣魚台爭議之際，中日關係降到歷史低點。不但在釣魚台問題上角力和唇槍舌劍，中國外交系統更全球發動規模罕見地外交戰「唱衰日本」，以「歷史問題」指責日本「沒有反思戰爭罪行」、「不肯道歉」、「軍國主義復活」、「妄圖否定戰後秩序和雅爾塔體系」，個別外交官更在國際場合不符合國際外交禮儀地指責安倍為「伏地魔」。

日本在外交戰中令人印象深刻地頂住中國的壓力。但「自虐史觀」和「道歉外交」的惡果浮現，安倍也終於下定決心，帶領日本走出「歷史問題」的困局。

安倍倡導「日本也有驕傲歷史」，社會必須走出「自虐史觀」，才能邁向正常國家。他更認為，他不能接受自己國家的後代，那些與戰爭無關的人，需要向戰爭受害國家道歉。於是，他強調，日本不該「無休止地道歉」。2015年，日本韓國達成歷史性的一攬子永久解決慰安婦問題的協議。

自此，安倍在任何場合都不再道歉。即便後來韓國總統文在寅不顧國家信用，否定作為國家正式條約的日韓慰安婦協議，向日本舊事重提，日本也頂住壓力，冒著兩國交惡的危險，理直氣壯地指責文在寅違約，從此終結了「道歉外交」時代。

安倍帶領日本走出「自虐史觀」與「道歉外交」，承擔很大的政治和道德壓力。在國內有左派的攻擊，在國外有東亞國家的指責，就連盟國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也不乏「右翼勢力抬頭」的聲音。

雖然筆者原則上支持人民史觀與反思歷史，然而，當「反思」不再純粹，而被其他國家「武器化」，進行感情、道德和外交勒索之際，又是另外的故事了。安倍把歷史罵名留在自己身上，換來日本精神面貌的改變。這是極大的政治勇氣。

有趣的是，在日本主動道歉的時期，外國紛紛指責日本道歉不夠甚至「沒有道歉」。當安倍決心終止道歉了，這種聲音反而大大減少了。

2015年日韓達成永久解決慰安婦問題的協議，自此，安倍在任何場合都不再道歉。（美聯社）

第三，積極和平主義，推動修憲，力爭成為正常國家。

走出道歉外交，日本必須有新的論述配套。日本對外主張「民主與自由的價值觀」為基礎的外交（國際篇再詳細討論），對內用「積極和平主義」為論述，贏得國民對新路線的支持。

積極和平主義是安倍在2013年《國家安全保障戰略》正式提出的外交戰略。儘管是「外交路線」，但主要是用來說服國民支持日本的世界新定位。

在二戰後，和平主義在日本佔了絕對上風。日本是二戰後世界最和平的國家。日本制定了和平憲法，放棄「戰爭權」。當中國說自己「四十年沒有打仗」以說明自己「熱愛和平」時，隱藏了在九十年代之前，中國在每個十年都參與戰爭的「黑歷史」（中國和越南的戰爭要到1990年才結束，所以沒打仗歷史至今只有32年。），相反，日本才是真真正正地67年沒有打仗。

然而，這種和平主義，實際上是一種「消極和平主義」。基本上，就是「躲進小樓成一統，哪管春夏與秋冬」。在和軍事盟國的關係上：日本受襲擊，盟國有義務保護，但盟國受襲擊，日本卻依然置身事外。至於其他國家和地區，日本就更不管了。如果日本是一個小國，那麼這倒是很好的生存哲學。但日本是大國，這種「消極和平主義」實際上就是逃避大國責任的外交冷漠姿態。

安倍的積極和平主義，即維持「和平主義」的核心，即不以發動戰爭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方法，但「積極」二字卻讓日本能為全球和平作出更大的貢獻，盡大國的責任，為世界提供公共產品。

積極和平主義包含至少四個內容。1）更新國家目標，2）增強軍備，3）參加國際軍事行動，4）推動修改法律中的限制。第一點是在意志上，第二點是在能力上推動（必須有軍事能力才能積極推動和平），第三點是從實踐上推動，最後一點是從法律上推動。

其中第四點修改法律，特別是和平憲法第九條是最困難的步驟。在日本修改憲法必須參眾兩院三分二議員通過，然後再交由全民公投。但同樣重要的還是國際上的反應，以及修改憲法後對日本外交的影響。事實上，安倍執政期間，國會已達到修憲的多數，在國內也已經能獲得多數支持。大概主要出於國際外交的考慮，才沒有提出修憲。

相反，從解釋憲法的層次逐步「虛化」和平憲法是更妥當的做法。安倍也是這麼做的。於是在安倍卸任時，儘管沒有修改憲法，但也大大降低了日本動用軍事力量的門檻。

積極和平主義深刻地改變了日本的國家定位和國家行為模式，也為日本邁向「正常國家」邁進一大步，即和其他國家一樣，擁有在國際法和聯合國宣言中所擁有的防衛權、集體防衛權和在聯合國框架下為維持國際正義而「合法」使用武力的權利。

第四，申請東京奧運，日本二次崛起。

奧運會（專指夏季奧運會）在國際政治中意義重大。日本第一次舉辦奧運會是1964年，正是那屆奧運會，終結了日本在國際上作為戰敗國形象，為日本重拾國家自信的改革象徵，是轉型和平主義、經濟並急速恢復的重要國家記憶，對於二戰後經歷現代化過程重新崛起的日本人，意義極為深遠。

1964年已遠去，日本社會經過二十年的停滯，急需一次第二次奧運會，宣告日本「重新站起來」。在安倍的大力推動下，日本東京經過兩輪投票，成功爭取到2020年東京奧運會主辦權。這是第一個亞洲國家兩次承辦奧運會，東京也成為第一個兩次承辦奧運會的亞洲城市。

2016年巴西里約奧運會的閉幕式的「東京八分鐘」中，安倍親自以「超級馬里奧」的形象，從地底冒出來，抱著紅球帶著紅帽子，參與現場演出，「驚艷全場」。一個國家領袖參加閉幕式演出，這是史無前例的。這個形象深入人心，大受好評，也成為安倍的「經典款」，至今還令人津津樂道。

非常可惜的是，由於疫情，東京奧運推遲一年舉行，預期中的大量遊客到來增加日本旅遊收入也沒有實現。安倍自己也因為身體原因提前卸任首相，於是沒有以首相身分主持這個打下安倍烙印的盛會。

東京奧運會雖然沒有完全達到預期的目標，但筆者認為，日本在疫情期間努力堅持舉辦奧運會，實在是對世界莫大的貢獻。經歷了一年半的疫情，全世界都需要一個奧運會，重拾對和平及團結的憧憬，讓世人感到「我們在一起」。日本以巨大的代價，向世人提供了兩個星期的歡樂時光和共同經歷，令人敬佩。

回過頭看，日本東京奧運是最後的光輝時光。在奧運結束的第二天，就發生了阿富汗塔利班奪取政權事件，世界隨即進入一片動盪中。

套用中國話語，日本完全應該自豪地說一句「理直氣壯，世界應該感謝日本」。

日本在疫情期間努力堅持舉辦奧運會，實在是對世界莫大的貢獻。（美聯社）

安倍在內政中，當然也有被爭議的醜聞。但評價一個偉大的政治家，要看主要貢獻，而不是瑕疵。在安倍之前，日本戰後政治家當以吉田茂、岸信介、佐藤榮作為最重要。吉田茂帶領日本從二戰廢墟中崛起，簽訂舊金山和約，結束美國軍事佔領；岸信介簽訂了美日安保條約，成功申請東京奧運；佐藤榮作實現經濟高速增長，讓日本超越西德，收回琉球，因為在《核不擴散協議》上的貢獻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亞洲首人）。

這些政治家都貢獻重大，然而安倍與他們相比，一個顯著的不同是，他們三人都是在日本「上升通道」中取得的成就，岸信介和佐藤榮作就不必多介紹了，吉田茂上任時是日本最低點，注定要向上走，日本的路向更多取決於美國，韓戰爆發給了一個天上掉下來的發展契機。相反，安倍身處的時代，正在日本的「下降通道」，身處多種逆境和重重危機，沒有從天而降的機緣，稍微有點誇張點說，正是安倍「一己之力」帶領下，扭轉了日本的歷史進程，重新上升。這種「中興之主」，正是安倍偉大之處。這在安倍歷史遺產的《國際篇》中，將會看得更清楚。

※作者為旅美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