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共時代有一個睿智話題：真誠、才智和黨性這三種特質，一個人只能夠擁有兩種。有真誠、黨性就不會有才智；有才智、黨性就不會有真誠；有才智、真誠就不會有黨性。

幾年前，我的一個年輕讀友拿這話題問曾鈺成，這三種特質中他有哪兩種。曾快速回答：我三樣都沒有。

非常聰明的回答，迴避了糾纏不休的解釋。但這回答本身就顯示他至少具有才智。而自從我五十年前知道他的名字以來，半世紀的耳聞目睹，認識到的曾鈺成，不僅才智過人，而且論真誠和黨性，儘管他一直在糾葛中，但應該也在一般中共黨員或左派人士之上。他不僅不是「三樣都沒有」，而且很可能是三樣都有的一個「例外」。

七十年代初，我在左派陣營頗受器重。那時在中共駐港高層潘靜安的辦公室，不時遇到培僑中學校長吳康民。他講到從香港大學畢業卻來這家左派中學當教師的曾鈺成，盛讚他不僅數學好，而且中英文都好，連書法也出色。他和潘公認為曾是重點培養的對象。培養什麼？培養成為「愛國事業」，即中共在港事業的領導接班人是也。

曾鈺成1968年以一級榮譽在港大數學系畢業，留校當助教一年，月薪1500港元。那時我在左派書店的月薪只300元。他到左校任教，月薪600元。培僑已經給出高薪，但以他的驕人學歷和放棄去美國讀碩士的前程來說，無疑是很大犧牲。他年輕時「心向中共」的真誠無可懷疑。

時值文革後期。在左校的極左氣氛下，相信曾鈺成也曾被洗腦。《七十年代》在四人幫事件後批判極左思潮，在左派圈中引起熱烈討論。他對我也一定有所認識。

1992年，中共為九七後實行「港人治港」作準備，成立一個左派的參政團體「民主建港協進聯盟」，簡稱民建聯。曾鈺成是創黨主席。民建聯提出「留港建港，真誠為香港」的口號，積極投入選戰。但不久，曾鈺成被揭發與太太和女兒安排移民加拿大。我為文譏之為「真誠騙香港」，社會亦謔稱他為「太空成」。不過他個人終於沒有離開香港，堅持實踐「留港建港」。

曾鈺成是不是共產黨員呢？在許家屯出走美國後，1992年我在美國訪問他時問過這個問題。許家屯以「入黨需要一定的條件」，間接否定。我相信至少他辦加拿大移民時並非黨員。不過後來他一直拒絕回答是否黨員的問題，可能因為他那時已經被吸收入黨了。

九七主權轉移後，曾鈺成當選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領導民建聯抗衡民主派。2000年他在立法會提出「反對台灣獨立」議案，2003年全力支持「禁止叛國行為」的23條立法。這段時間，我在輿論上與他針鋒相對。

2008年他當選立法會主席。其後，他主持會議力求遵守議事規則，處事公正。為此，他受到來自中共、港共和建制派的壓力，認為他沒有按照習近平提出的「三權合作」、以立法配合行政的方針去做。但實際上他是在維護《基本法》所訂下的一國兩制。

為了阻止建制派以「多數暴力」通過一些不合理的惡法，本土民主派採取「拉布」做法，即不斷以長篇發言和對議案的大量修訂，來阻延議案的表決。有一次曾鈺成問政府官員：「有沒有出現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即對拉布議員產生好感？」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是一種心理學現象，是指被害者對於加害者產生情感，認同加害者的某些觀點和想法。時任政務司司長的林鄭月娥說：「沒有。對拉布的行動深惡痛絕。」曾鈺成就在電台節目中說，他自己患上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因為看到拉布的議員有專業精神，雖然明知達不到目的，發言都做好資料搜集和準備，不是站起來就亂講；感覺他們處事認真。

曾鈺成尊重一國兩制所規定的立法監督行政的職責，也尊重每一個認真議政的議員，不會因為政見不同就對他們的發言權利「深惡痛絕」。對於黃毓民問特首梁振英「幾時死」的冒犯性問題，他裁決梁振英要回答。

2012年特首選舉爆發豬狼之爭，兩個建制派的人選互相攻擊。梁振英除了引爆唐英年的黑材料，他的競選辦更去串連黑社會人物。在這兩人的民望都低落的情況下，曾鈺成表示考慮參選。這時，如果北京不阻止的話，曾鈺成當選的機會應該最大。但他終於表示放棄參選。

四年後的2016年，在社會反對梁振英連任的聲浪高漲情勢下，我仍然推動曾鈺成參選。他在媒體訪問中流露了意願。但最終還是打退堂鼓。

2017年，曾鈺成通過黃毓民約我吃飯，說他的一個學生很想認識我。我就去了。原來是他在香港資優教育學苑所收的徒弟——一個16歲的名校中學女生。我過去儘管在許多場合與曾鈺成見面交談，但一起用餐還是第一次。那天晚上，他和黃毓民都談興很濃。我問他為什麼不參選特首。他說，他當特首比其他人更難做：如果政策上稍偏北京，會被輿論以他的左派背景來罵翻；如果稍偏向民主派或香港本土，又會被左派和北京質疑他背叛。我說，不會是北京對你擔心多些吧，因為你似乎事事維護香港人。他說，我只是維護一國兩制。

在我們幾個老男人交談中，那16歲的女孩一聲不響。於是我忍不住問她：我們談香港前景，但我們都老了，香港未來是屬於你的。你希望香港有一個怎樣的未來呢？

女孩沉吟片刻，看了她的師父幾眼，然後抬頭鼓起勇氣說：我希望香港的未來是港獨。

我和黃毓民都笑了。曾鈺成並不尷尬，他說：年輕人有自己的想法是好的。我想起兩年前，在港台一個清談節目中說，他曾私下對朋友說，若讓台灣和西藏都能獨立，看來對香港的一國兩制較好，減少很多麻煩事和磨擦。回想他在2000年，曾在立法會提出過一個「反對台灣獨立」的議案。他的想法應該有很大改變。

回到本文前面提到的那個蘇共時代的話題。中共原先是想培養他在主權轉移後某個階段當特首的。為什麼後來改了主意，因為他在三個特質中有一樣很突出，就是他的才智。其實在專權政治的逆向淘汰中，一個人只要有這一個特質，就不可能被提升到重要職位。其他兩個特質，有或沒有都沒有大影響。（失敗者回憶錄182）

※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專欄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近年在香港蘋果日報撰寫社論、專欄，時常批評當道，立場反共。李怡近年移居台灣，持續發表他個人的「失敗者回憶錄」系列文章，本報從第91篇開始連載，前90篇則連載於《風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