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郭學者接受了自媒體「范琪斐的美國時間」的訪問後，又在上報發表《歡迎光臨黨同伐異的美麗新世界──從一個網路節目的初體驗談起》。

郭學者指控了兩點。第一，自己被自媒體「剪輯取捨」。幸虧，自媒體旋即放出了完整版的對答。就筆者看來，自媒體不但沒有歪曲其意思，反而精練了其含義。郭學者身為傳播學院的前院長，非直播類的訪談需要剪輯不是常識嗎？更何況正如自媒體辯解，在剪輯過後還先給郭學者過目確認，還根據郭學者意見進行更改甚至還專門重拍部分片段。這種過目的時候不提「剪輯取捨」問題，事後指責「剪輯取捨」。道理在誰的一方，不言而喻。

第二，指控自己被輿論「黨同伐異」。這筆者不得不說兩句。四人把不贊成他們的人，都叫做「黨同伐異」。

其實，就筆者所見，批評他們言辭最激烈的就只有把他們四人稱為「台灣挺俄四醜」的區區筆者在下而已。其他來自台灣各界的各種反駁聲音，都至少有表面上的尊重。個中的原因，除了筆者對烏克蘭戰爭的關注時間比較長（這裏的「比較」是指與大眾比較，下同），理解比較全面，對俄修帝國主義的惡劣行徑認識比較深刻，對烏克蘭人民更加同情之外，更多地在於在下和台灣學界毫無瓜葛，此前甚至不知道他們是誰。

這四人在台灣學界都有一定名氣，以前做出一些貢獻，還是很多台灣傳媒人和評論家的師長，所以台灣知識分子和評論家都多少留有一些面子。比如，筆者月前發表駁斥「挺俄四醜」一文。某朋友私下對我說，這四位中的至少三位以前都曾經是台灣德高望重的推動民主的良心學者，對自己影響很大云云。我明白他的意思，也考慮到台灣學界的感受。於是，我在此先表明，以後在媒體發表的評論文章中，不再用「挺俄四醜」的說法。

然而，我心中對「現在的他們」的這個「挺俄行為」的看法依然是不變。比如馮學者在其新聞發佈會居然說：「我們常常說俄國侵略烏克蘭，這是不對，這不是侵略，因爲他們認同烏克蘭是俄國的一部分，因爲俄語是烏克蘭的母語」云云。這種旗幟鮮明地說「不是侵略」的行為，和聯合國「挺俄四醜」（朝鮮、白俄國、敘利亞、厄立特里亞）在聯合國大會投票譴責俄國侵略案中投反對票，有什麼分別？還有比這更混帳的話嗎？這不是「醜」是什麼？正如某朋友所感嘆的，人都會老。筆者只能希望，自己老的一天，即便像他們那麼糊塗了，也不要像他們那麼高調就好。

台灣輿論界和知識界，不但對四人的批評含情脈脈，台灣傳媒，包括不同意他們觀點的傳媒，還給了大幅版面讓他們申辯。四人在新聞發佈會之後，各自分頭在各個傳媒發表文章。光以筆者常看的《上報》為例。就有盧學者發表文章《如果沒有政客，這世界還有戰爭嗎？》。傅學者發表一篇《一封反反戰朋友的好意來信──反戰 vs. 反侵略的癥結問題》。還有現在郭學者的這篇。可以說台灣媒體充分保障了這些不同聲音能被看到的權利，令人不由得對台灣媒體肅然起敬。

台灣媒體充分保障了「挺俄學者」聲音能被看到的權利，但他們還認爲這是「黨同伐異」。（攝影：王侑聖）

然而，即便如此，他們還認爲這是「黨同伐異」。

這真是可笑。什麼叫黨同伐異，什麼叫言論不自由，對岸近期就有大堆現成例子。台灣八旗總編富察到上海被以「煽動國家分裂罪」扣押調查；一個脫口秀演員說了野狗抓松鼠，「作風優良，能打勝仗」就被認為侮辱軍人，公司停業罰款一千多萬人民幣，演員被立案刑事調查；香港少女因為在日本的言論，在返港之後被拘捕；香港政治漫畫家被明報終止了漫畫專欄；香港公立圖書館下架了上千本「不符合香港利益」的書籍。

這不是要「比爛」，而是說在台灣社會保障了言論自由，公權力不會因為四人的言論而封殺甚至檢控四人。能做到這樣的保障並非輕而易舉，這是人民長期積極推動的結果，當然四人中的某些，也在這些推動者之列。

然而，保障了言論自由，不等於社會不能有反對你的聲音。特別是四人提出的公論，搞了一個「反戰」臉書專頁，發了公開信，徵集一堆人簽名，還搞新聞發佈會，四處宣傳「反戰理念」，還說這是呼應全球的反戰聲音。你們搞了這麽大陣仗，這本就已是公共事務。憑什麽，絕大多數人都不同意你們，絕大部分人都有理有據地反駁你，你就要感到好委屈？難道真是大教授，曾經位高權重過，就經不起反駁批評？

我覺得，這四人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四人為什麼「生在福中不知福」？有人認為「這不就是中華歷史政治的典範嗎？總有人認為他們的身份是不能被質疑的」，有人也認為「台灣黨國人的標準反應」。

筆者倒認為，他們和他們的「美國反美主義祖師爺」一樣，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天真」，似乎活著真空中。正如郭學者在文章中，帶點驕傲地把自己形容為「誤闖網路叢林的小白兔」。身為「傳媒學院前院長」，也不是真的老到和時代脫節（網絡時代從1990年代後期就開始了），居然說自己是「小白兔」。

綜觀四人在各處發表的文章，同樣如是。

比如，盧學者那篇《如果沒有政客，這世界還有戰爭嗎？》，光是文章的標題就令人不知說什麼好。「如果沒有政客」，這個世界難道會沒有「政客」嗎？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有政治的地方就有政客。作為一個學者，要討論政治議題，居然會提出這樣一個不切實際的命題。這不光是「在象牙塔內做研究」了，在「通天塔」上做研究也不會這麼不吃人間煙火吧？

比如，傅學者那篇《反反戰》的文章，提出了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主張：「又萬一中國軍隊在殲滅國軍後，竟然仍然不停手，開始屠殺台灣人民，那時我們反戰者也就該站出來，保家衛民。」這和政治立場無關，而是在現實中根本不make sense。試問萬一不幸發生這樣的事（筆者當然不希望發生），手無寸鐵的反戰者怎麼站出來保家衛民？

又比如，馮學者在一篇反駁筆者的文章中，為了回應筆者說的「北約擴大的動力是東歐國家要逃離俄國保命」，就指責「這些東歐國家不止曾經遭俄羅斯侵略，還曾受德國的侵略」，為什麼要加入北約而不肯組建「大歐洲」？這同樣天真得令人發笑。正所謂，「一雙鞋是否合腳，穿鞋子的人最清楚」，同理，要加入北約，還是要加入虛無縹緲的所謂「大歐洲」，才更能保命，那些和俄國相處數百年的東歐國家自己不比這個馮學者要清楚？況且，如果一個國家非要逃離俄國就罷了，現在是所有東歐國家都要逃離俄國（除了白俄國），這還不足以說明問題嗎？

正是因為這種「天真」，把世界認為是在真空中運作，想設計成如何就如何，這四人才會說出一大堆在現實中生活的人，根本無法接受的邏輯。

這樣說來，說了什麼別人不能反駁，一反駁就是「黨同伐異」，不是同樣對「言論自由」的天真理解？

※作者為旅美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