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立委賴品妤在被採訪時摔倒，被國民黨北市議員鍾沛君譏諷為「假摔仔，好了啦」，「就在眾目睽睽之下上演『碰瓷』假摔，誣賴記者推她，還火速發了臉書討拍，整個一條龍造謠，手段未免太低級」。

此番言論引起強烈爭議。筆者強烈譴責鍾沛君的言論。

第一，「譴責受害者」

鍾沛君指責賴品妤在如何摔倒的問題上三次改變說辭，又採信「肇事人」中天記者的說法指自己沒有碰到賴品妤，還認為「『電視輔助判決』還原真相」，於是就認定賴品妤是「假摔」。

其實，從視頻可知，事發地點為狹窄的走廊，還擺放著眾多攝影器材，男性中天記者「貼身」追逐採訪賴品妤，兩人之間的距離已經遠遠跨越了正常的社交甚至採訪距離了。正是在這個「圍追堵截」的過程中，賴品妤摔倒在地。賴品妤感覺到自己被撞到，大喊為什麼撞我；中天記者否認觸碰到她。

應該承認，在她摔倒的「電光火石」之間，兩人有沒有碰到，碰到的力度是否足以撞到賴品妤，大家無從準確判斷，「有影片也沒真相」。但毫無疑問，無論賴品妤是被推倒的，被絆倒的，還是躲避不及而失足跌倒，責任都很明顯是在那個窮追不捨的男性記者。

站在同情女性受害者的預設立場上，筆者選擇相信賴品妤。退一步說，賴品妤作為女性受害者，又是那麼混亂的瞬間，其感覺或許和事實有些差異，這也許是她後來改變說法的原因。但沒有人的記憶是百分百準確，特別在未經前後自我印證的情況下。這些差異即便存在，它也不但無傷大雅，還可以理解，值得原諒，更絕對不能被視為「說謊」或「造假」。

我們記得，在Me Too控訴（乃至更普遍的性侵犯和性騷擾控訴）中，有人不斷挑剔從受害者的控訴，吹毛求疵地要求控訴者百分百地準確，一有少少差異就斥之為「說謊」。我們稱之為「要求完美的受害者」。

試問，如果在賴品妤摔倒的事件上，我們那種挑剔的態度，這和「要求完美的受害者」有何不同？鍾沛君僅僅因為賴品妤的說法有出入，就倒打一耙，把責任推向受害人，不是要求「完美的受害者」是什麼？

這種譴責受害者的邏輯，顛倒是非，危害甚鉅。台灣有四個所謂「反戰學者」，明知道俄國侵略烏克蘭是「犯罪」，卻偏偏主張俄國只是「愚蠢的犯罪」，是烏克蘭在美國的支持下「挑釁」俄國的結果。拿著放大鏡處處找烏克蘭的不足，卻對俄國血淋淋鐵一般的戰爭罪行輕描淡寫視而不見。鍾沛君的邏輯，與這些反戰學者如出一轍。

第二，忘恩負義

極具諷刺意義的是，鍾沛君自己在兩個月前，就是Me Too控告的當事人。當時她在電視上雙目含淚，楚楚可憐的樣子，讓台灣民眾心碎。無論政壇還是媒體，無分藍綠，無論男女，幾乎一致地支持和相信她。賴品妤也發聲支持。該男使出了「主動報案自己」的奇葩做法，輿論還一致譴責該男企圖「用法律洗白自己」。

其實，如果要挑剔鍾沛君的控訴，根本不難找出挑剔的角度。但是當時在台灣輿論和社交媒體，從來沒看到有人說，鐘沛君獨自和該男一起，「孤男寡女」在娛樂場所共處一室是自作自受；沒有人說，事後鐘沛君和該男還常常一起做節目，根本「不像是受害者的樣子」；更沒有人說，鍾沛君為了博取更多的出鏡機會而故意引誘該男「抓黃腳雞」。

在這次事件中，有人在鍾沛君留言臉書留言說：「妳受委屈時別人幫妳，別人發生這種事妳幫霸凌者說話。」鍾沛君卻反說：「我為自己討公道，妳不需要幫我說話。」

鍾沛君的態度堪稱忘恩負義。她固然是自己站出來為自己「討了公道」（我們也讚賞她的勇氣），然而，如果沒有Me Too運動的大潮下，幾乎是全社會一致地同情她，幫助她譴責該男。以該男巨大的社交媒體影響力，要反擊鍾沛君還不是「分分鐘的事」？鍾沛君還真以為，該男當時那一紙含糊不清的道歉書，就能讓她在輿論上佔得上風？就能讓該男自動消失兩個月？

第三，鍾沛君被騷擾和賴品妤摔倒都屬婦女人身權利被侵犯的大事

鍾沛君認為，自己被性騷擾的事「和賴品妤假摔完全不相干」。事實上，兩件事的性質完全一致，就是違反了女性的身體自主的權利。正如鍾沛君不滿該男強吻自己，賴品妤也完全有理由捍衛自己的身體自主權利，讓中天記者不觸碰自己。

婦女的人身安全和身體自主的權利絕對不是什麼小事。

這令人想到最近另一件相關的事例。日前女子世界盃決賽，西班牙女足擊敗英格蘭奪冠。這本來興高采烈的一件事，在慶祝之際，卻被一件事敗壞了氣氛。在頒獎禮上，西班牙足協主席突然摟著和強吻一西班牙女足運動員。此事被拍到後傳遍全球，頓時引發軒然大波。

這個Me Too事件在西班牙引起女性公憤，大批女性在西班牙足協門前要求主席下台，在全球媒體上也引發抗議。該主席道歉了，但又辯解「當時交談之下，得到該女足運動員同意」，堅決不辭職。他很氣憤甚至有點委屈：「這點小事就要辭職」？

被強吻隊員發出聲明，自己從未同意，也從未發生過所謂對話。西班牙女足和各界對該主席「不依不饒」。西班牙女足隊員要求主席下台，否則不再代表西班牙參賽。西班牙幾大俱樂部，包括皇馬、巴塞羅納、塞維利亞等均站在女足一方。西班牙體育部長在要求該主席辭職不果之後，向西班牙體育仲裁庭起訴，要求強行停止該主席職務。對各國足協有管轄權的國際足聯更直接下令，西班牙足協暫停該主席的職務三個月，以待調查。

西班牙女足、西班牙政府和國際足聯是對的，這種事絕對不是什麼「小事」，而是關乎女性身體權利乃至人身權利的大事。正如鍾沛君被性騷擾和賴品妤的安全距離被侵犯一樣。

第四，根本不是什麼新聞自由

鍾沛君用所謂「新聞自由」為中天記者辯護。她讚揚記者「認真的記者，認真地採訪，謝謝你，挺你！」

然而，這和新聞自由有什麼關係嗎？是中天記者的批評意見發不出去，還是賴品妤不肯回答問題？事實上，賴品妤回答問題多次，只是沒有得到「中天記者想要的答案」罷了。

那麼中天記者就能死纏難打，不惜以侵犯婦女人身安全的方式，非要得到想要的答案不可？

與其說，這個記者是想要「公眾知道答案」，還不如說，這個記者希望賴品妤出醜，好達到記者和其背後勢力的政治意圖。

第五，身體自主和人身安全的權利凌駕在新聞自由之上。

退一萬步說，即便這就是什麼所謂的「新聞自由」，那麼難道新聞自由就能凌駕在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身體自主的權利之上？

根據條文的先後，《世界人權宣言》裡的各項人權有等級之分。越前的條文規定越基本的權利。

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條規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第二條規定「人人有資格享有本宣言所載的一切權利和自由，不分種族、膚色、性別……」第三條規定：「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這些排在最前面的條文已經概括了對包括婦女在內的「人身安全權利」。同樣，聯合國人權公約中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九條有「人人有權享有身體自由及人身安全。」《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中有「在工作條件方面享有健康和安全保障」。以上種種，已經涵蓋了婦女身體自主權利。

而新聞自由的權利（言論自由的權利），在《世界人權宣言》中是十九條，在《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是十八條。

兩種權利誰大誰小，不言而喻。記者貼身狙擊一樣，莫說不是什麼「新聞自由」，退一萬步說，即便這是所謂新聞自由，也不足以凌駕在婦女的身體安全和身體自主權之上。

事實上，國際上就有慘痛的例子，深刻的教訓。當年英國黛安娜王妃，就是為了躲避記者飛車追拍，而不幸翻車身故的。國際記者界對此早有共識。

第六，鍾沛君為了黨派利益，把政爭放在事實和公義之上，恐斷送台灣取得的價值進步。

鍾沛君最令人厭惡之處在於，她作為一個前新聞工作者，作為一個曾經被性侵犯/性騷擾的受害者，作為一個曾被聲援的受益者，對以上種種根本不是一無所知的。

我們甚至可以大膽地認為，以上的事實、道理和邏輯，她全部都一清二楚。但卻仍然蒙著眼睛，摀著良心，說一些顛倒是非黑白的謊言。

其背後動機，無非是「黨派利益」罷了。看她說的「只要看到民進黨跳腳，那就是做對了什麼」，就一清二楚。

筆者不是台灣人，但台灣給筆者一個很好的印象，就是人民的正義感相當高。有人斥之為「濫情」，但筆者認為，正是這種所謂「濫情」，能讓台灣社會更具同理心，更能推動進步和正義的價值觀。

台灣能成為亞洲進步價值的先鋒，最早通過同性婚姻，在最近Me Too大潮中爆發出驚人的動力，都和這種「濫情」的「正義感」分不開。

和正義相對的，就是「小人」的私利心，放在社會整體，就是黨派利益。無論私利和黨派利益，都不是沒有存在的理由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會進步的動力。

然而，正所謂「黨派之外還有是非黑白」，黨派利益必須放在具備共識的正義之下，否則只能變成退步和混亂。美國社會在前幾年正是這麼一種狀況。

而這種社會正義感，是必須不斷去培養和呵護，才能鞏固和提高。正如上坡很難，滑坡倒是什麼都不用做。而鍾沛君所做的，卻是在下坡路上再推一把。這怎能不叫人憤怒？

※作者為旅美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