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歷史教育新三自運動協會召開記者會，呼籲廢除蔡政府任內通過的108課綱。記者會中北一女國文老師區桂芝發言批判108課綱「去中國化」的影片引起了不少討論，尤其是區老師以位列明末三大儒的顧炎武在其《日知錄》中收錄的〈廉恥〉一文為例，批評刪去此文的課綱是「無恥」課綱。此議引發的討論包含許多方面，包括區老師過去的個人言論傾向、公共參與與課堂風格，是否有「統戰意味太濃」的疑慮。對區老師個人的言論與立場，本文不擬討論。相反地，本文試圖透過對爭議至今未受關注的線索，提出另一個理解此一事件的框架，並對事件作出另一種不同的詮釋。此處所指的線索是歷史教育新三自運動協會，框架是統一戰線，而筆者對此事件的詮釋是：「去中國化」與「台獨課綱」的批評都模糊了焦點，重點在於統一戰線的運用，可以確保台灣社會未來能有被納入「更中國化」進程的可能性。做為結語，本文將想像穿越時空到當今台灣的顧炎武，會如何看這場爭議。

有新三自運動，就一定有（舊）三自運動

本次爭議的導火索是歷史教育新三自運動協會召開的記者會，此協會於2019年春獲內政部核可立案，其前身是2018年10月25日台灣光復節時，由部分學者發起的「新三自運動」，運動成立時，有前總統馬英九與中研院院士許倬雲的現場或錄音致詞與支持。根據報導，該運動的訴求是歷史「自救、自寫、自教」（另一說是歷史教材「自寫、自編、自傳」）。根據共同發起人、嘉義大學歷史系吳昆財教授的運動檄文：〈歷史教育的雄心：新三自運動〉，此運動乃「基於歷史、文化與國族的認同」，「抱持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初心」，對於「當朝政府對於中國史教育步步進逼與摧殘」，「忍無可忍，退無可退，才毅然決定挺身而出，捍衛一部溫柔敦厚的中國史。」本文將在第三節討論這些主張與其正當化，在此筆者要先請讀者注意的是：不論是在這篇檄文當中，還是在此次新三自運動協會發的爭議中，該協會都沒有說明為什麼是「新」三自運動？如果先前沒有別的「三自運動」，這次運動及其協會為什麼不直接命名為「三自運動」？相反地，如果先前有別的「三自運動」，那「新三自運動」與先前的「（舊）三自運動」有什麼關係，以至於可以自稱為「新」？

這個問題被忽視，說明了歷史教育新三自運動本身的歷史教育視角不夠全面。歷史上確實有過另一個三自運動，全名是「三自愛國運動」，由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發起，針對在中國的新教教會，主張與要求中國新教教會要「自治、自養、自傳」，目的在於改造中國的新教教會，切斷中國新教與歐美宣教機構與新教教派的連結，以收納入中國共產黨建立的黨國體制之下。然而，「三自」的原則並不是中國共產黨所創，而是十九世紀時便已由部分歐美宣教士所提出並試驗的主張。在中華民國時期，重要的中國基督徒如王明道、倪柝聲等，亦都已實行「三自」原則。因此，一九四九年起的「三自運動」目標顯然就不只是為了「三自」原則，而在於納中國教會入黨國體制——這也說明了為何早已自行實行「三自」的王明道在控訴運動（1952）與鎮反運動（1955）中一再遭受迫害，入獄共計22年，其妻子劉景文亦服刑至少15年，以及倪柝聲在三反五反運動期間（1952）被秘密拘禁，在肅反運動中（1956）被公開控訴為「反革命集團」。事實上，中國新教徒在民國時期自創的團體，包括耶穌家庭、真耶穌教會等，都成為主要打擊對象，而「三自運動」正為這些打擊提供了必要的行政與政治條件。

正如同2019年在中華民國台灣發起的「新三自運動」有檄文一樣，1949年起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醞釀發動的「三自運動」也有檄文，即〈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簡稱〈三自宣言〉。該宣言發表於周恩來於1950年5月初在「基督教問題座談會」的講話之後，並採納了周恩來於會中對「基督教問題」的界定，即「與帝國主義的關係問題」（5月6日），並主張要「肅清基督教內部的帝國主義影響，警惕帝國主義，尤其是美帝國主義」。為此，在中共的組織安排下，中國教會發起了「控訴運動」，其間有多次萬人控訴大會，整肅了許多當時的中國基督教組織領導人。中國新教自此納入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與中國基督教協會（合稱「中國基督教兩會」），不從者則成為如今的地下教會。

這段歷史如何屬於「一部溫柔敦厚的中國史」，有待歷史教育新三自運動協會未來的努力。在此必須指出的是：透過三自運動對中國基督教完成吸納的中國基督教兩會，受國家宗教事務局管轄，而國家宗教事務局是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對外加掛的牌子，並受統戰部管轄。這完全符合〈三自宣言〉中並未引用的周恩來在「基督教問題座談會」上的另一段講話，即「我們的統一戰線要擴大，其界限要看[教會]是否與帝國主義…割斷了聯繫。」換言之，（舊）三自運動本來就屬於統一戰線工作的一部份。因此問題就是：統一戰線是什麼？在這次爭議中對於統一戰線的理解是否合宜？

統一戰線辯正

從（舊）三自運動的例子就可以看出：統一戰線不是單純的誘惑、收買、交朋友。根據《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的界定，統一戰線的定義包含了以下要素：共產黨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包含四種人的聯盟，即「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擁護祖國統一和致力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愛國者」（第二條）。在這個複雜的定義之下，有個複雜的定位，即統一戰線是政治優勢、戰略方針、以及法寶，綜合三者，統一戰線在法律上的目的是：凝聚人心、匯聚力量、奪取革命/建設/改革勝利、增強/擴大黨的階級/群眾基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建設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第二條）。在這冗長的定義與定位之中，一以貫之的是：黨，黨的領導，黨的勝利、黨的基礎、黨的地位，並將黨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連結起來。因此，統一戰線聯盟的四種人，在統一戰線的運作中，都是為了黨的領導、勝利、基礎、地位服務的。問題在於：要如何讓不屬於黨的人願意為黨的這些目標服務呢？要如何服務呢？

（舊）三自運動的例子為此提供了說明：統一戰線的重點是戰線，前提是敵人，統一戰線是為了打擊乃至消滅敵人，而對敵人的打擊與消滅，要由被統一戰線聯盟的對象來實現。用「愛國基督徒」打擊「帝國主義基督徒」，並且由「愛國基督徒」打擊「帝國主義基督徒」。要實現這點，就要區分出兩者，而區分的權威掌握在黨的手裡，因此黨可以確保自己的區分永遠是將大多數人劃成自己人，將要打擊的敵人的範圍盡量縮小。如此一來，就可以確保黨可以指揮多數去打極少數，贏得勝利。因此，黨的領導、黨的基礎、黨的勝利就是不可分割的。在「溫柔敦厚的中國史」上，這種操作的重要例子就是二戰期間中共發動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二戰還沒打完，周恩來在1943年就將蔣介石定位為法西斯主義者與官僚資本專政，同時主張「希望这些国民党员能自动地起来取消法西斯主义」。這完全符合毛澤東的革命理論，包括強調分辨敵我、爭取多數、打擊少數，以求勝利，為此就必須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而2023年11月23日藍白合破局記者會中柯文哲引用這句話，也從側面證實了：團結是為了打擊。

如此理解統一戰線，此次爭議中便出現了新的問題：如果「新三自運動協會」新在於承認（舊）三自運動的存在，或是受（舊）三自運動的啟發，甚至追隨（舊）三自運動的某種方向，又如果（舊）三自運動的核心在於中共統一戰線在中國基督教群體當中的實踐，目的在於黨（在中國基督徒中的）領導、勝利、基礎與地位，最後，如果統一戰線的前提是敵人，目的是打擊敵人，那要說「新三自運動協會」此次爭議有統戰色彩，就必須回答：誰是「新三自運動協會」的敵人？打擊這個敵人要奪取的是什麼的勝利？

這就牽涉到爭議的核心議題：所謂的課綱「去中國化」。

問題是「去中國化」？台灣夠「中國化」嗎？

「新三自運動協會」對課綱的批評主要在於「去中國化」，把課綱中刪除特定文言文視為是「去中國化」的作法，並將「去中國化」定性為在國文教育中刪除了這些古文所可能可以帶給學生的教化，例如將刪除顧炎武的〈廉恥〉等同於課綱「無恥」，讓學生「不再能理解『恥，是清清白白的辨別』」。這一串聯結建立在對「廉恥」的理解只能來自〈廉恥〉，而〈廉恥〉屬於被去掉的「中國」，而根據「新三自運動」的檄文，這樣的「去中國化」來自於「台獨史觀的政府」「強行割裂台灣人民賴以生存，豐富而偉大的歷史淵源與傳承」。準此，如果「新三自運動協會」的批評有某種統一戰線色彩，屬於被聯盟的對象打擊敵人的行動，那這個敵人第一個可能就是「台獨史觀」的政府。而因為這個政府是台灣社會於2016與2020年經民主選舉選出來的政府，那這個敵人的第二個可能就是在這兩次選舉中投票選出這兩任政府的那部分中華民國公民。但既然這部分中華民國公民是兩次選舉中的多數，那就與統一戰線的基本原則產生衝突。統一戰線要爭取多數打擊少數，而「新三自運動協會」打擊多數顯然不符合。因此我們得重新思考：到底「新三自運動協會」要爭取的多數是誰？要打擊的少數是誰？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得回到「新三自運動協會」對（舊）三自運動的沈默。在這個沈默中，一併被掩蓋掉的是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基督新教群體的整肅，而掩蓋掉這類歷史，也就掩蓋掉四九年後的中國，包括其政治體制、歷史、與成千上萬人在其中的生命經驗。把這些掩蓋掉後，就有了「一部溫柔敦厚的中國史」，而「新三自運動協會」批評的「去中國化」，指的是對這部「溫柔敦厚的中國史」及其代表的一切的去除。問題是，要產生「溫柔敦厚的中國史」，就得掩蓋掉中共的歷史，例如（舊）三自運動的歷史。換言之，「新三自運動協會」要抵制108課綱所謂的「去中國化」，就得進行另一種「去中國化」。「新三自運動協會」的「去中國化」所去掉的「中國」，正是中國駐法國大使盧沙野在去年8月3日在法國媒體上說的，在中國統一台灣後要「再教育」台灣人民的「中國」。在當前的台灣推動「溫柔敦厚的中國史」，可能的效果之一是導致「溫柔敦厚的中國」與「盧沙野的中國」的混淆。

 

換言之，如果能爭取到台灣更多人認同「溫柔敦厚的中國」，那台灣社會就可能無視於自己不夠「盧沙野的中國」，更意識不到在中國的視角下，「溫柔敦厚的中國」必須變成「盧沙野的中國」。簡言之，問題不是台灣「去中國化」，而是台灣根本就「不夠中國」，因為沒有經歷過中共統治。這點在柯文哲與韓國瑜一再引用毛澤東，卻依然得到台灣許多並不想立刻統一的公民所追捧，可見一般。因此，打擊「去中國化」的108課綱所，要爭取的多數，可以是搞不清楚自己統一後必需「更中國化」的、廣大台灣中華民國公民。

如果顧炎武穿越到台灣

筆者並不意圖主張「新三自運動協會」就是被統戰的中共聯盟，也不主張該運動進行的就是統戰工作。筆者試圖指出的是：在當前國內外情勢底下，「新三自運動協會」的作為可以如何被統一戰線工作所利用。因此，公正地說，「新三自運動協會」想主張的某些價值，例如廉恥，筆者並不反對。為此，筆者最後想從肯定廉恥的角度，來重新審視這個事件。而這個角度最好的代表，根據「新三自運動協會」，當然是顧炎武。

顧炎武原本不叫炎武，原名為絳。改名炎武，是因為大明亡於大清，顧絳援引宋末文天祥高徒王炎午終生不事奉蒙古人的事蹟，改名炎武，以表反清之志。不事新朝，這在中國歷史上，是文人最基本的節操。顧炎武的節操最突出的表現是，他在康熙十年、十七年、十八年，三次拒絕康熙帝邀請，拒絕任官。與顧炎武同列明末三大儒的黃宗羲，據說東渡日本求兵抗清，並兩次拒絕康熙帝招攬。第三位明末大儒王夫之，在清兵南下時力主武裝抗清，先後拒絕了張獻忠、吳三桂的邀請，以及康熙治下地方官的財物資助。這些明末遺民文人確實表現出強烈的「有恥」。顧炎武的〈廉恥〉出自其《日知錄》，而《日知錄》中最著名的，則是顧炎武對「天下」兩字的說明：「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而「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這句話被後來發明「中華民族」概念的梁啟超簡化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顧炎武拒不事清，自屬匹夫，而且是個有恥的匹夫。

如果顧炎武穿越到了台灣，和我們一起度過了過去十年，他會看到什麼呢？他會看到2015年的馬習會，他大概會理解成明帝與清帝會面握手，並且互不稱帝；他會看到中華民國退將奔赴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他大概會理解成明軍將領前往南下的清軍營帳，把酒言歡；他會看到香港人在2019年在街上被開槍、在地鐵被圍毆、在大學裡被火光包圍，他大概會覺得：終於看見一個體現了「匹夫有責」的城市，就在當年永歷帝流亡所在的緬甸兩千公里開外；他會看到位列明太祖朱元璋所定的十五個「不征之國」當中的台灣，匹夫像他一樣、彷彿是中國文人般地抵抗新朝，卻被「新三自運動協會」指責為「去中國化」。如果顧炎武有了這段穿越的經歷，看到後人如何奉他的名號顛倒是非，或許對於天下興亡，會有另一番體會，例如，天下就是滿口廉恥、作為無恥的肉食者「率獸食人，人將相食」的天下。

※作者生於港都，長於台北，在日不落帝國習國關，專研天下帝國，究東西之際，仍不通古今之變，而今生已所餘無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