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在歐美旅行時，在咖啡廳遇到一個剛滿 20 出頭的台灣年輕人，他不久前出國讀書和兼職。我抓緊機會跟他攀談。一來是因為交友圈早已跟他們脫節。二來作為外人，也相當想了解一下他的想法。

這次大選，他表示自己對民眾黨柯文哲最有好感，感到柯文哲被藍綠陣營所排擠，資源最少。柯文哲更為關注青年福祉，而他也覺得柯文哲因為沒有大黨派包袱，所以做事沒那麼綁手綁腳等等。他想看到大的根本的改變。

自己對在地政情所知不詳，沒有深入研究，當然無從判斷細節，只是默默聽，沒有質疑他。雖然他們的想法可能會被年長者否定，但他們還是有一票。

台灣近二十年，執政黨可以下野，在野黨可以執政。國民黨曾下野後回朝，政黨輪替已經運作起來。20 年前的大選是陳水扁（民進黨）對連戰（國民黨）的大選，已登記選民高達 1650 萬，投票率更是高達 80.28%。

在他出生那年，世界正接受一場洗禮，長期執政黨要接受公眾評核，面對下野危機。80 年代末台灣正式解嚴，之後引發的社會改變慢慢變成他們出生時社會的新常態。

下一代終於不用再犧牲甚麼去爭取基本人權，他們本來就有了，所以他們就可以像西方歐美年輕人，過著正常的生活。「日常」是極少受到致命威脅的。

感性或個體地說，年輕人應該是忙著探索自我，認識世界，忙著為自己各自的興趣和目標奮鬥，或者躺平也罷。山道猴子也各自興衰。種種事物，在台灣都有一定生活空間。

時間過快，年輕人理論上是要好好體驗生命，戀愛、玩樂、去旅行、求知，創業……而不是被迫去為一些宏大的事情犧牲。如果達成了是甚麼情況？其實就是第一世界的情況。

當然餘裕之後就會有各種副作用，但根本始終是餘裕所致。一個很多人維護出來的結果。

香港在 70 年代進入治世。那個時候就有很多香港人過上了的好生活，向上流，一個本地的社會形成，一般階層也開始有餘裕。香港不再無條件收容並歸化中國偷渡難民（抵壘政策終結），內部人口變得相對穩定。更多人開始自稱香港人，中產湧現。延續至今的香港，大體的原始架構都是來自那時。

當時的人自然被迫面對 97 主權治權問題，但還有十多二十年才來到。集體和個人的成功，令他們不少人過度樂觀。很多事情都是事後才意識到。在相對幸福的搖籃之中，本地人也變得有餘裕，但不能登堂入室。實際上選舉不完全開放，一般人跟著時代建設「工商城市」，分享都市人講求「實際」的一面，即所謂「港人政治冷感」之說。

一般人對前途問題當然是無能為力。在這個國共內戰後形成的擠迫難民城市，大家還要為生活發愁而各奔前程，但他們也抓緊機會，各施各法，在各行各業取得他們專業的成就。

在他們看來，可能亦正是因為港人在 70 年代之後遠離了政治（來自國共雙方），所以經濟成功才會發生。很多人傳統上一向是「溫和地」「關心社會」，20 世紀默默開始的香港多次選舉，投票率相對都不高。民選元素加強都是殖民末期的變化。

大家都被迫關心社會，就更是再後來的事，那是香港開始進入多事之秋新世紀的新事物和新反應。如果青少年被迫十分關心社會，這好像是奇蹟，但其實一點也不好。即是大人處理不了社會問題，焦慮已經擴散到最年輕的社會成員。

所以很弔詭地，那位台灣年輕人的取態，都能顯示孕育他的社會已相對安定和安全。政府由不同的黨派執政過，對人的各種保護仍是在逐步增加，沒有中斷。

青年感到不滿，都想要被看見。他們始終有一票，他們的訴求會被體制和社會消化。政黨和政治人物基於成敗，還是要爭取他們（及其他人）的支持。這樣的狀態下，一般人總是有餘裕，有選擇。正因爲感覺相對安全，才容許人們相對樂觀。當然這種狀態是弊多於利還是利多於弊，就相當見仁見智了。

※作者為香港評論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