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美國國會一度因為議長人選懸宕，導致國會空轉三周，那段時間，根據蓋洛普民調，美國民眾對國會議員工作是否稱職，只有13%給予正面評價，這是自2017年來的最低紀錄，遠低於歷史上的平均水準（30%），反映了人民對國會的表現不只相當負面，甚至已到信任度低落不堪的一步。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結果，主要當然是出於兩黨日益嚴峻的政治鬥爭，進而導致國會形象下滑，加上媒體上呈現出的畫面，經常是國會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卻少有呼應實際社會問題需求，人民多半感受不到國會議員相對應權力所該履行的承諾。

雖然說同一時間，美國國會的組成面貌，不能說沒有進步，包括諸多「Z世代」年輕政客一一打破傳統政治窠臼，為國會注入新血；或者過去主要由男性政客主導的州，也都相繼選出了女性議員；最主要的是，美國國會的成員結構，在多項統計指標中，也愈傾向吻合普遍美國大眾的成色。

例如，回推到1950年代，非白人（包括西班牙裔、亞裔、美洲原住民等），至多僅占參眾兩院各1%，如今比例已上升至占國會席次的四分之一。性別部分，自1917年蒙大拿州選出共和黨的蘭金成為第一位女性議員後，經過一個世紀，美國國會女性議員（眾議院）比例已穩定維持在三分之一左右。其他如同性戀議員（男同、女同、雙性戀）也有2%（2021年蓋洛普調查，LGB占美國成年人口總數的6.5%）。從多元化角度看，美國國會不容否認確實「進步」不少。

但現實是，國會的功能在立法，立法的效率主要仍來自國會議員的專業（包括專業知識和政治能力），因此，議員組成多元雖然回應了社會多元性，但很多時候，卻未必能直接促成議事效率。尤其，自1940年代到21世紀，美國國會開會的時間增加了60%，眾議院投票紀錄增加了4.9倍（參議院增加2.7倍），一套新法的說明，從平均寫滿2.5頁紙增加到超過16頁，表示現代政策更加複雜，那麼，對立法者的要求自然也就必須更加專業，以滿足來自金融、醫療、電信、高科技、軍事和情報等等艱澀議題的需求。

過去有美國學者將國會之所以能有效運轉，歸因於兩類國會議員，一是「狐狸型」──他們主要將時間用於為不同的選民、遊說者、利益團體，提出廣泛的法案，專才在政治遊說；另一種為「刺蝟型」──這類議員會將絕大多數時間，用於提出自己專業領域內的具體法案。當這兩類型議員的角色和分工達到一定程度的平衡，就是最能發揮國會功能的一刻。依照兩位美國學者（維吉尼亞大學政治學教授Craig Volden／范比爾特大學政治學教授Alan E. Wiseman）曾做過的分析，就「立法有效性得分」而言，刺蝟型議員的貢獻又大過狐狸型的議員，因為他們會將個人至少60%的國會工作用於單一政策領域（一個領域不同時處理超過四種議題），而美國自90年代起，「立法有效性得分」逐漸下滑，正是狐狸型議員大舉取代刺蝟型議員的一刻。

於是，當下討論美國國會議事效率不彰，問題就不在「多元代表性」（甚至也不在年輕世代與否），關鍵是它還容得下多少專業的國會議員（包括狐狸型和刺蝟型）。當國會議員間彼此愈來愈缺乏克服僵局所需的深厚知識，必然會使得解決政策問題、打破政治分歧也變得更為困難，最終造成國會立法能力大舉弱化。這才是讓美國人對國會信任度那麼低的關鍵。

台灣新國會已在年初選出，2月上任，從正式運轉開始，很明顯，尤其極欲尋求表現的在野黨一方，現階段檯面上掌握話語權者，皆非所謂「狐狸型」或「刺蝟型」立法委員，而多是著眼主導話語權的「聲量王」，但當各方關注焦點多被帶往「自帶聲量」的新科議員時，其實也顯露了未來國會的「不祥之兆」，這表示不僅當下刺蝟型立委的表現空間將更小，連狐狸型立委也很可能會在這種情況下，要不被擠壓到一旁，要不也隨之轉型為只求「短效聲量」，加以過程間持續發生監督粗糙、問政失焦，人民是很有可能回過頭改而寄望由行政部門去填補其間的國政空白，從而對立法院失去期待。如此一來，以國會為主戰場的在野黨，形勢上反而將會很不利。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