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早期民主化的歷程，1992年曾有的兩岸會談帶給彼此三十二年的和平，歷經超過三十年一世，曾經的參與者與社會走過一段相互認識與對話的辯證，也見證台灣創造華人歷史上少見的共和盛世。這份曾經的會談的背後，有著美中兩強的善意，也牽動兩岸的歷史與身分建構，在各方的善意與諸多的巧合之下，暫時凍結二次大戰在東亞地區遺留的歷史傷痕，但也僅止於此。

國共歷史遺產形同「秘儀」

1992年的兩岸會談有著中國歷史上的政治智慧，但其形式與內涵卻仍未及宋遼的澶淵之盟和宋金的紹興和議，未能使兩岸的政治實體身份相互承認，兩岸既不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認同，也不是父子兄弟的關係，更多的是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歷史的關係性。1992年兩岸會談延續著二次世界大戰與國共內戰的歷史脈絡，這使得民進黨和其他政治團體無法取得同樣的身份與參與感，從而侷限兩岸之間塑造更高層次關係的想像。

國共兩黨有著共同尊崇的孫總理，一路上有著聯俄容共與清黨的糾纏，這些都是民進黨所沒有的曾經，這是馬習會能夠形成的前有，但並非是整體台灣社會的共有。直到二次大戰之後，台灣才開始涉入國共內戰，並且成為國民黨的反共基地，一場海峽彼岸的戰爭外溢為海峽兩岸的戰爭，而台灣社會是被動捲入而非主動涉入。這項國民黨帶來的歷史遺產已逐漸宗教化，如果不是特定身分者便無從參與「秘儀」（Mysteries），將自身提升至神聖的狀態，並且能肩負至高的道德感。

馬英九訪中身分的自我神聖化

2015年11月7日的馬習會，雙方能以以「台灣領導人」與「大陸領導人」的身分見面，便來自於延續於國民黨帶來的「秘儀」，「九二共識」形同開啟儀式的咒語，唯有身負神聖傳統與脈絡才能一窺古老的儀式，這也是2014年3月太陽花運動提出「反黑箱」的原因之一。然而，當時的馬英九畢竟是民選總統，基於公民社會的契約精神與大陸來往尚在政治與法律的範疇，但是這一套「秘儀」具備的歷史感卻無法跨越政權而傳承。隨著外省來台第一世代與早期台籍菁英逐漸凋零，國共兩黨卻未未能體察到台灣主體性的演變，宗教性的儀式感逐漸成為超越公民精神的存在，而今甚至以個體的身分超越法律與社會的存有。

國共兩黨未能持續向台灣社會對話，而是站在大陸的內部立場與台灣對話，不只是陸生的身分在大陸尷尬，也未能嚴肅地將台灣本地居民視為政治的一份子，大膽地「楚材晉用」，更多的是將重心放在買辦平台的利益與交易。近年提出的「心靈契合」也不敢超越「寧左勿右」的戰狼，未能正視將近一世代的台灣社會，他們並未曾經投票給馬英九，也不清楚國共之間的脈絡與九二會談的內容，北京卻重視零星樣板的發聲，而不是在台灣社會內部的疑問與關切。

台灣的共識是和平與民主

依據遠見雜誌2023年10月的民調將近六成贊成維持現狀，僅8.5%支持統一，74.4%認為兩岸應該增加互動，但是只有有46.2%希望維持兩岸對話，同時間點的陸委會民調指出，85.3%的受訪者不認同「一國兩制」，這也正是兩岸互動膠著之處。2024年的總統大選前，台灣民意基金會在1月23日發布的民調顯示，高達75%的民眾不同意馬英九所言「就兩岸關係而言，必須相信習近平」。誠如馬英九所述，台灣社會要相信的兩個因素：「一是和平，另一個是民主」，但是此行能否代表民意，或是國民黨的意見仍有可議之處。在馬英九出訪之前，國民黨人士表示「馬英九有自己的使命感」，其言外之意是馬英九訪中的行程並不代表支持國民黨的33.49%民意，兩岸的「秘儀」與密碼而今僅掌握在少數人手上。

即將來臨的「馬習二會」面對的是稀薄的台灣政治基礎，甚至是與台灣現實的疏離，馬英九於訪中期間對於花東地震的問候溫度不足，也未在公開行程提出對台灣的問候，或是肯定台灣社會面對地震時的團結。國台辦也未在最應當表達「心靈契合」的時間點，進一步釋放出對台灣的關心或是營造人文共感，一舉一動未能超越政治的前提。

正當訪中行程進行之際，AUKUS成員正商討擴大納入日本，面對中國近年來面對印太地區的緊張局勢，作為前總統的馬英九卻未能有相應的政治智慧高呼區域和平與對話，反而引用《使琉球錄》的內容挑動釣魚台問題，放掉一次能提將自身定位為和平協調者的機會。「馬習二會」預定於4月10日與美日峰會同日舉行，在其行程中已有諸多舉措對北京方面表態，無需再將自己當成普丁，進一步與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對立。

馬英九原本有機會闡述歷史上各種主體之間的關係，而今卻選擇政治落幕的劇本，不只放棄九二年會談共識可發揮的空間，而且將不公開的「秘儀」祭典昇華至個人層次，將使得未能參與九二會談往日的新世代見證和警覺。現今的台灣已不是獨尊中華文化的社會，開放與多元的文明認同已成為今日台灣社會的動能來源，我們可以借鑑國與巴伐利亞邦之間的特殊關係，又或者是借鑑歐盟之間各個成員國與社群的平等地位，但絕不是讓悔黯的「秘儀」決定台灣的未來。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