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 中國深圳發生了一起令人震驚的事件：一名10歲日本男孩在街頭被刺殺。 這一事件在中國和國際上引發了廣泛關注。 中國官方迅速將此事歸類為「個案」， 強調這並非普遍現象。 然而， 回顧此前的多起類似案件， 例如東北四名美國人遭襲， 蘇州日本母子被砍事件等， 讓人不禁質疑這種「個案」說法的合理性。 況且， 這次事件更是在9月18日發生， 這一天是中國長年宣傳的對日戰爭中「九一八事變」的紀念日， 這一歷史背景加重了事件的政治色彩。 

毫無疑問， 深圳這一事件的發生，中國政府的責任無可推卸。 近年來， 仇恨教育， 尤其是「仇日教育」， 在中國逐漸成為一種社會現象， 不僅通過「抗日神劇」等娛樂形式滲透社會，還通過網絡等其他途徑廣泛傳播。在社交平台上，大量針對日本人的仇視視頻得以暢行無阻。例如， 快手平台上曾出現了278個呼籲「拆除日本學校」的視頻，獲得了超過兩百萬的點讚。但這些視頻未被刪減。 以中國政府的審查制度之嚴格和高效，任由「仇日」信息的泛藍，顯然是政府有意為之。

習近平所代表的紅衛兵世代領導人， 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就受到了強烈的反美(帝)，反蘇(修)、反日(法西斯)的教育熏陶。 如今， 他們執掌國家大權， 將這種仇恨教育進一步加深， 向下一代灌輸同樣的理念。 從這個意義上看， 「文化大革命」其實從未真正結束， 只是在某種程度上被重新包裝而已。 一旦時機成熟， 還是會死灰復燃。 「仇恨教育」就是一例。

同時我們也要看到， 這裡還有文明與野蠻的分際的問題。 這次事件之所以引發廣泛關注， 部分原因在於受害者是一名年僅10歲的孩子， 這激發了公眾的同情心。 在任何一個文明社會， 保護兒童這樣的弱者是社會的道德底線。深圳事件揭示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盡管一些中國小粉紅為國家的「強大」感到自豪， 但中國社會與真正的文明社會仍有著相當的距離。 所謂的「強大」並不等同於文明， 強大可以是一種表象， 甚至可能意味著野蠻。 正如許多人因懼怕而選擇回避沖突一樣， 野蠻的強大可能只是一種偽裝， 它隱藏了社會內部的道德缺陷。 

更令人擔憂的是， 仇恨教育與當前經濟環境惡化相結合， 可能成為滋生法西斯主義的溫床。 在深圳刺殺事件的背景中， 兇手的生活狀況尚未完全披露， 但已有消息稱他可能是一名失業者。 經濟困境與社會不滿的結合， 為極端思想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歷史告訴我們， 法西斯主義往往在社會動蕩和經濟衰退的時期崛起。 在這種情況下， 那些生活中失去出路， 生活質量下降的人群， 往往會將個人的失敗歸咎於外部敵人， 而不是政府。 這種心理機制使得他們在虛幻的國家主義中尋找尊嚴， 仇恨教育和極端愛國主義則恰好填補了這一空白。 

因此可以說， 中國當前的社會狀況就是：「正是因為上有紅衛兵，所以下有義和團」。 

歷史的教訓已經證明， 義和團式的民粹主義最終會反噬政權。 滿清的覆滅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當外部敵人不再成為目標時， 仇恨的種子會在社會內部繼續蔓延。 那些生活中處於邊緣的人， 那些失業者和對未來感到絕望的人， 最終會將目光投向本國同胞。 這些人在面對官員和政府時或許不敢發聲， 但普通百姓則可能成為他們宣泄仇恨的對象。 仇恨教育的結果， 絕不僅僅是簡單的「愛國主義」，而是可能引發內部分裂和自相殘殺。 在經濟持續下滑的情況下，這種社會不穩定的因素將進一步加劇， 最終導致政權的危機。 

當然， 在這場悲劇中， 我們也看到了一些令人欣慰的舉動。 深圳市民自發送花圈悼念遇害者， 在日華人組成的「東京人文論壇」也發表了譴責聲明。 這些行動表明， 在野蠻的陰影下，仍有許多人保持著清醒的頭腦，願意為文明發聲。中國的未來，取決於每一個有良知的公民。 只有共同抵制仇恨教育， 才能避免義和團式的暴力再度蔓延。 

※作者成長於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學後即從事學運，參與和組織了1989年民主運動，後為此兩次坐牢達6年多時間。1998年被流放到美國，得以進入哈佛大學10年，先後得到東亞系碩士和歷史系博士學位。現在擔任「對話中國」智庫所長。政治上的溫和堅定的反對派，思想上的理想主義者，生活中的資深閱讀者。出版有政治評論和詩歌散文等書籍20餘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