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中時停刊，是又一顆重磅炸彈，炸得海内外一片駡聲；如江南案一樣，國府再次邀獲駡名，永遠洗刷不清。

自那日以後有接不完的電話，分從台北、香港，美國各地打來，沒有人願意接受這個事實，沒有人不痛駡國民黨，沒有人不希望我們快快復刊。這絕非我的個人經驗，每個時報人無不同受，余紀忠那邊肯定更多。這個消息甚至驚動了包括紐約時報在内的美國大小媒體關注甚至報導。

有人形容，這是國民黨1949年從大陸撤退之後，另一次大撤退；那一次是敗退，如今是勝退，明明贏得了人心，居然也退。也有人說，這是1970年釣魚台事件以後，台灣最失海外知識界人心之舉，預判從此紛紛左傾將成大勢，而為兩岸形勢大逆轉的分水嶺。

首先被炸醒的是國府駐外單位，在華府的駐美代表處(等同駐美大使館)發現，美洲中時的存在固然傷腦筋，過去乃幾乎三天兩頭要為此拍發不利於它的情資回去；但當美洲中時停刋後才知道，原來它的功能如此之大，評價如此之高，過去聽到的雜音其實不足為訓。面對僑界四處發出的復刊呼聲，代表處見風駛舵，轉而發文台北積極主張美洲中時復刋了。

向來七嘴八舌的僑務、黨工、情治機構也警覺到，經此美洲中時撤出戰場之劇變，海外文宣陣營必定此消彼長，大事不好。這些當時打小報告打得不遺餘力的人，此刻竟然默默推動着華人連署，呼籲政府敦促美洲中時重新開張。

這不是短時間的一個動態，具體掀起了一波重視海外文宣的浪潮。而在復刊的形式上，除了希望美洲中時自己復刊以外，還包括盼望有財力的工商界接手，或甚至病急亂投醫地要中央日報到美國開報，不一而足。這類的努力起碼持續了一兩年才漸漸止息，終其極，榮耀難再，美洲中時任何形式的復刊終成泡影，再起一個如美洲中時一樣的報紙已無可能。

另一個面向是，余紀忠關報造成各方交相指責國府，不少人認為這是余紀忠故意給國府製造難看，有嫁禍國民黨之嫌。在國民黨眼裡，你余紀忠是否祇顧成全自己，犧牲黨國名聲，倒要好好解釋解釋，包括蔣經國都要找他問一問。

余紀忠在美國關報三天後回到台灣，七天後面見蔣經國，為了應付這些他一概  預想得到的質疑，就改了口徑。他不敢坐實對國府的指控，沒有勇氣當着朝堂，尤其當着蔣經國的面，把關報當天的那番對同仁的慷慨陳詞再說一遍，最簡便而自然的作法就是拿部屬頂鍋。情願也好，不情願也罷，他内心世界的兩面性在此時展露無遺。（下圖：余紀忠／圖片取自余紀忠文教基金會）

天下無祕密，誰都要交差，交差的語言很快就傳了出來。

美洲中時的關報，遭到立法委員强烈的抨擊，矛頭指向政府，新聞局長張京育在答詢時當然撇清政府的責任，而他說的「語言」：「紐約編輯部與台北相隔甚遠，台北鞭長莫及，無法有效掌握，確為該報帶來困擾。」當然就是本乎時報。明白顯示，時報既不再提財務因素，也不再指政府刁難，而推出第三種表述：編輯部瞎搞。

老實說，美洲中時結束營業，博得海内外全面相挺，可謂「風光關報」，若非編輯部之作為深得人心，哪有這等美事？然而當面對有關當局不好交代時，便推稱都是編輯部惹的禍，竟自我定性美洲中時是有罪之報，並且罪在同仁。

真是成也編輯部，敗也編輯部，同一個編輯部，忽為英雄，忽為芻狗，與時俱變，因勢而異，令人不辨西東。

但是這一招在對付難解之局時，非常好用。明眼人都知道，關報一事本質上是對台北的一項反制行動，但祇要懂得操作，亦可被解讀為「懸崖勒馬」、「認罪悔改」，那就大有助於一下子變成自己人以致既往不究了。

余紀忠在蔣經國面前，不僅避開一切敏感字眼，以免遭疑指著和尚罵禿驢，可想而知必有所忠誠表白，說到痛心處不免落淚一番，於是成功地將「壯士斷腕」的憤懣轉換為「自斷一臂」的悲情，蔣經國何忍相責，能不加以慰勉嗎？各家保守單位見主子如此，還能如何？余紀忠原先經受的忠誠信任危機，豈不瞬間轉危為安，立馬迎刃而解？

縱使外有復刋之聲響徹雲霄，然而國民黨内部的大頭們，自蔣經國以降，誰有資格前後不一、自相矛盾地向時報傳達此意？誰又願意抱著一肚子窩囊，還唾面自乾地求他余紀忠復報？

何況面對此一呼聲，余家早已對外堅決表示不可能，第二代甚至揚言「除非余先生再生一個兒子！」「開了關，關了開，我們又不是婊子！」凡此種種，都使國府在第一時間難以形成要求美洲中時復報的決策，則時機一失，復報就戛乎其難了。

由於余紀忠回國後相當機巧地換了說法，他過了關，這麼一來壓力便落到了我的身上。邏輯是，既然時報承認用人不當，將責任推向編輯部，身為總編輯的，豈不正是那個所謂被用錯了的、不好駕御的人，怎麼倒還繼續在時報任職呢？

的確，余先生在告知我關報消息的同時，將我改任台北中國時報駐紐約特派員。也就是說，他沒有讓我這個總編輯失業，授我以新的頭銜留在時報。我為免尸位素餐，還定心規劃了一個工作藍圖，打算開拓以文化藝術為內涵的紐約特派新聞生涯，從此不踫政治。

他的安排固是對老部屬的一份情誼，當然也是權宜之計，讓彼此有一個觀察和修復的緩衝段落，一時免得遭人批評。但很快我就聞出了異味。

關報之後，除了極少數同仁受到安排，絕大部份領了資遣費之後就流離失所，同仁情緒沸騰，對報社頗不諒解。暫時留在紐約善後的Albert不得不好自應付，便向他們散播「報紙是周天瑞搞垮的！」之說，來抵擋大家對報社的反彈情緒。這麼做，既省得傷腦筋，也正好乘機調整調整大家對我的觀感，可說一石二鳥。

但同仁們自有定評，不少人聽了這一類的話很為我抱屈，即刻就會傳到我的耳朵裡。我一概默默承受了下來，心裡開始有數：跟時報的緣份怕是快要盡了。

沒有多久，當這個說法發展到報社必須向政府層次陳述時，那可就不再是個說法，而必須要拿出作法了，「處置周天瑞」就是必然的發展。

果然消息來了，11月30日，Albert找我，話是這樣開始的：「天瑞啊你在台北究竟得罪了多少人？怎麼就有人一定要你離開時報呢？」我問有些誰，他囁嚅著告訴了我三個名字，我一聽就知道是信口雌黃，因這三個政要起碼有兩個對我極好，少有人曉得。這不重要，重點在後面：「余先生希望你再回到學校去，跟幾年前一樣，報社支付學費及生活費，為時兩年。並且暫時不要回國。」這下就全明白了，不是嗎？

我是個有求去習慣的人，關報的時候就想走人，但祇要我把這個心思告訴曼玲，她就說，如果這麼做，當天就開始睡不着覺。現在，我更想請辭，但下不了這個決定。

是的，身處異地，房貸、保險、教育、生活，無不需要錢，丟了工作，哪來依靠？耍帥，賭氣，秀風骨，都不能跟鈔票較勁，更不能拿家小當兒戲，畢竟我們沒有準備好啊。祇好忍了下來。

在那些十分糾結的日子裡，不時會遇到陌生的讀者，但見他們手上拿着好幾份華文報，衝著我說，「以前祇要看你們美洲中時，不論是新聞、評論，就清楚了、相信了，現在卻要看這麼多！」說完還大嘆一口氣。就是這樣，走到哪裡，哪裡就隨地隨機地開起了「追悼會」。

相反地，被美洲中時壓得喘不過氣來的世界日報和中報得救了，强敵自動退兵，恍如天下掉下來好大的禮物，紛紛開香檳慶祝。

世界日報洛杉機總經理劉自誼親口告訴我，他們被打得好慘，若我們繼續辦下去，他們連薪水都要發不出來了。世界日報二十年後當上社長的楊仁烽也對我不諱言，當年王惕吾本已派他到紐約展開救援大計畫，力圖解決世界日報的困局，他知任務艱鉅，暗自發愁，美洲中時一關，危機解除，計畫便取消了。

不同報社的人，命運真是不同。突遭大變，一羣茫然失措、憤憤不平的美洲中時同仁，不時或聚在餐館，或圍坐我家，或持着話筒，宣洩着說不完的對余先生的失望、不滿。我陪着他們同哭同笑，共度關報後的慘淡時光。

時報既說是人有問題，則造成的不祇是我的受難，也不祇是兩百個同仁的失業，而是他們從此由傑出人才變成戴罪之人，將被刻上印記，受到懷疑和排斥。誰來在乎他們？我曾為此私下求助於好友謝深山，央他以勞工立委的身分提出質詢，籲請政府正確看待他們，即或不能網羅，也不要打壓。

但迫於生計，又礙於世界日報通令不得吸收這幫「被刻上印記的人」(該報唯獨接納了一個迫切需要的業務部經理張靜濤，因而免了楊仁烽的萬里馳援)，他們祇好大量去到中報、北美日報這些立場明顯相異的報紙，大大充實了異己的實力。結果又遭人指謫：看吧，果然美洲中時的人有問題吧，終於露出狐狸尾巴了吧。真是倒果為因，天地良心啊！

這給了我好大的警惕。常聽人說文人無行，其實文人多半缺乏財務經營的訓練和觀念，以致往往經濟上不能獨立。當經濟上不能獨立，還談什麼思想獨立、人格獨立、專業獨立、政治獨立？以致真正能堅持操守、受人尊敬的究有幾人？                                   

百無聊賴之餘，我姑且一方面開始為申請入學哥大忙前忙後，一方面盤算着日後的何去何從。並等待着那最終的決定何時到來。

日曆翻過舊頁，時序進到1985年，恩師許倬雲教授從台北回到匹兹堡家中，我們如常通了電話。他在聊了很多關報心情和台北見聞後，突然問我：

「你有沒有勸過余先生到大陸辦報？」

我問怎麼回事？

許老師說，他去看了余先生，一見面劈頭就問：

「您囑託過我，要像當年沈剛伯老師在倫敦照顧您一樣地，在匹茲堡照顧天瑞，我現在最關心的還是我的這個學生，您把報紙關了，打算怎麼待他？」

余告訴他已讓我離開工作，資助我重回學校，接着加了一句：「天瑞到了美國以後變了。」

老師問：「怎麼變了？」

余說：「他變左了。」

老師說：「我和天瑞常有聯繫，並沒這個感覺，您何以見得？」

余便像是說出一個驚天大祕密似地，告訴許老師我勸他到大陸辦報的事。

我一聽完這段敍述，當即決定辭職，這一回，曼玲沒再阻止我。

究竟怎麼回事？

我依稀想起，在籌辦報紙當時，大家同甘共苦，相互砥礪，充滿豪情壯志，和余先生之間宛如革命伙伴一般無所不談，有時不免會天馬行空地「盍各言爾志」起來。我曾說「哪怕余先生若要我去非洲辦報，我都辦給他看！」就是這個情境下的語言。

於是那句話應該是這樣說的：我們一定要把美洲中時辦好，將來還要在世界各地辦，說不定哪天也能在中國大陸辦，讓中國時報遍地開花，成為全球「時報王國」！

這是勸他去大陸辦報？

那時候兩岸還處在什麼通都不通的完全封閉狀態，余先生還是國民黨中央常委。我「勸他」去大陸辦報？我瘋了我！

在那個大禁忌時代，「變左了」可不是句好話，說這話等於扣我紅帽子。余既會對老師說，必也會對有關方面說，不知道跟了多少人說，那不是置我於死地麼？

在報社歸咎編輯部的時候，我沒對外說一句話，也沒回台灣為自己開脱，默默承擔了下來。畢竟知遇一場，在他遭難的時候替他有所承擔也是應當。但是落井可以，落井下石不行，過頭了！

事已至此，我徹底發現，這老闆不能再追隨了，既然已是「郵差三度來敲門」，可不能再遲疑了。1月22日，就在我重回學校的第一天，一封忍了很久的辭職信，終於堂堂投進了哥大校區的郵筒裡。

我謝絕了他再次助我深造，表達堅決的辭意，堅決到一看便知無法慰留。

我依然感謝他的提攜栽培，遺憾肇致他以壯士斷腕之決心停止新報；但也表示，「天瑞固難辭其咎，然亦恐不能獨任其罪，箇中因由蓋可謂一言難盡。」

我還說，「今後行止，自會切守一貫之分際」，臨走都不忘讓他放心，我不會去到他最在意的「敵營」聯合報系。

最後祝福他「福壽無疆，大業長興」。

十三年多的賓主關係，就此劃下句點。

《簡說周天瑞》

周天瑞是戰後嬰兒潮世代最早進入台灣報界的人，也是最早闖出名號的人。上個世紀七O年代已是政治報導與評論之翹楚。

在建中時代他即矢志新聞工作，台大歷史系畢業後，自薦進入中國時報，深受余紀忠賞識。在余氏「換血」之人才與經營哲學下，他被選為時報世代交替的關鍵角色。

美洲中時停刋後，他於1987年自美返國與司馬文武、南方朔、胡鴻仁、王健壯創辦「新新聞」，雖歷經潮起潮落，周天瑞始終是影響「新新聞」的關鍵人物。

周天瑞曾有六年時間行走於其他媒體 ，先後負責環球電視、勁報等媒體之經營，其中尤以主持中央廣播電台為著，在央廣董事長三年任内完成國家廣播電台之歷史轉型及新時代任務方向之奠定。

他的每個階段都充滿「有所為有所不為」、「合則留，不合則去」、「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故事，是一位普受敬重的媒體前輩。

〈我與美洲中時的倏起倏滅〉是他新聞生涯的第一部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