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至今，西方國家（主要美國）對普丁心態、企圖的觀察和討論陸續得到印證，當然也有錯估，同時仍存在不少未知，其中關於普丁究竟是「瘋狂」還是「理智」的分析，現在回過頭看，應該也有助於我們對「習近平的接下來」進行一些判斷。

過去一段時間，有美國智庫、記者不斷針對普丁這樣一個獨裁者「為什麼要發動戰爭」提出解讀。他們對普丁的形容，不脫普丁統治的是一個有古老帝國傳統的現代化國家，本人對重拾俄羅斯地位有很大的抱負，對內實行一黨專政、獨裁統治，同時掌控槍桿子和筆桿子，對外視美國如寇讎，且非常鄙視西方國家建立的普世價值，成功提振國內經濟，但也遇到瓶頸，儘管知道發動戰爭有利有弊，仍很執著用武力達成目標。那麼，在這些前提下，普丁入侵烏克蘭究竟是不是「理性的行為」？

曾任職美國多個通訊社的資深歐洲特派古特曼首先在二月底寫過一篇文章，他認為是「普丁變了」。因為今天之前，西方國家無論歐洲還是美國，多數都把普丁當做一個務實、可合作、可溝通的對象，通常也能根據普丁的言行研判普丁在想什麼，直到他開始癡迷於戰爭手段，才使彼此互動陷入僵局。前美國駐俄羅斯大使麥克福爾曾說「現在的普丁已完全脫離現實，他講的話聽起來像是精神錯亂。」為什麼會這樣？美國專研俄羅斯的智庫學者馬克西姆的解釋是：「多年來普丁全權掌控了國家傳播管道，可以說俄羅斯的電視台到最後只剩下一種聲音，同時也只剩下唯一的觀眾，就是普丁自己，然後，普丁就這樣被自己製造的謊言給毒害了（失去對現實的理解）。」

另外，維吉尼亞大學國際關係教授科普蘭在戰事進入三月後提到，雖然西方國家試圖以談判方式（外交途徑）結束這場悲劇（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但從普丁反應來看，他似乎不在乎出兵對自己國家帶來的高昂代價，也就是普丁顯然不擔心戰爭風險恐怕遠大於他想得到的好處，這樣說來，普丁應該是不理性的，而不理性的極致，就是可能使用核武。

不過，科普蘭也提醒，任何領導者（包括獨裁者）的理性與否，經常會在他陷入不順的時候更難猜測。首先，烏克蘭的頑抗使得戰事遠超過普丁預期，通常在理智情況下，發動戰爭者應該會就此順應「新的現實」，普丁卻未提出烏克蘭不准加入北約等等高標撤軍條件，表示他反而傾向進行持久戰。其次，有2008入侵喬治亞、2014入侵克里米亞經驗，他明知西方國家會予以制裁，卻無畏此一風險執意出兵，再再都成了普丁不理性的佐證。

但這樣的判讀很快又被另一方說法推翻。即假若普丁從頭到尾真正想的就是要恢復帝國榮耀，以及完成自己在俄羅斯的歷史定位，則攻打烏克蘭手段上其實是可以被看成是「理性的抉擇」，更何況普丁20多年來不一直在重述蘇聯解體的悲劇，亟欲讓俄羅斯再起。

不只如此，在入侵烏克蘭之前（其實也包括入侵喬治亞、克里米亞），普丁對烏克蘭的侵略計畫便有相當的戰略性，包括研析烏克蘭的軍事陣地、兵力，以及可能遇到和烏克蘭談判的法律問題，還有評估國際介入的程度，就此衡量俄羅斯如何以現有資源和多方進行博弈，就算戰爭期間同意開放人道走廊，普丁關切的也不是難民，而是把它當成軍事戰略附帶損害、必要之惡等副作用而已。

進而，若把普丁歸為理性的現實主義者，就會認為他攻打烏克蘭，是出於鞏固俄羅斯地緣政治的必要手段，只是不小心錯估烏克蘭的反抗強度，所以，烏克蘭或可和普丁進行談判，讓彼此早日結束戰爭，好相互減少損失，例如承諾不加入北約讓俄羅斯「有安全感」或放棄部分土地換取停戰等等。不過，這樣的普丁是「真的普丁」嗎？

如果實際上的普丁就是深信自己可以透過戰鬥去贏得個人和國家光榮，且不管過程會製造多少悲劇和破壞力，也都會被他當成國家重新站上顛峰的必須代價，如此和普丁進行談判又能有多大意義，今天就算彼此談成，不久的將來誰能保證不會再有下一場戰爭？

可以說，美國學界、智庫對如何面對這場戰爭若有意見不一，一定程度即受理性、非理性的「兩個普丁」所影響。一方認為普丁劍拔弩張、張牙舞爪只是虛張聲勢，但是可以談的，且為了減少烏克蘭的傷亡，更有談的必要；一方則認為普丁是典型極度自我中心的獨裁者，恐怕認為就算戰敗（可激發仇外情緒）也比撤軍（羞辱自己）更可取，這會讓他有著完全不同他人邏輯的成本概念和機率計算，當一個領導者把個人權力（形象）建立在國家整體利益（形象）之上，跟他談判也只是治標不治本。

西方國家和普丁交手30多年，眼前確實遇到了一個最棘手的普丁，因為他的理性和非理性很難二分，他很可能在戰略及利弊得失上都是理性的，只是不在乎用非理性的方法達成目標。如果說這場戰爭，烏克蘭為以小博大、反抗入侵者做了示範，西方國家（美國）為新型態「武器支援但不派兵參戰」做了示範，則普丁應該也給了習近平一些靈感，就是什麼叫做「以不理性手段追求理性目標」。獨裁國家的遊戲規則和邏輯愈來愈用於國際之間，自然給了長期以來習於線性思考的「西方國家理智觀」帶來很大衝擊。目前是普丁先行，就看習近平是不是也想追上去。

※作者為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