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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爾德

 

● 瑞典前總理

● 瑞典前外交部長

從某種意義上說，始於2010年12月17日的阿拉伯之春在十年後已經是一個不再令人舒適的主題。如此大規模爆發的希望，到頭來遍地失望，對於前途充滿迷茫，這是十分罕見的。

2002年，聯合國支持的阿拉伯人權發展報告公佈了觸目驚心的初始發現，揭示了一個正在落後於世界其他地方的地區，這個地區不再能夠滿足年輕和受過教育群體的志向。顯然，這裡需要改革，但短期內無法實現。八年後，這些條件醞釀成為合適的革命時機。革命始於突尼西亞，一名街頭小販在飽受腐敗制度的毒打之後，選擇了自焚。

焦點很快便轉移到了阿拉伯世界的中心埃及。數十萬人走上開羅解放廣場（Tahrir Square）遊行示威，讓年事已高的埃及獨裁者穆巴拉克黯然下臺，阿拉伯世界的民主革命之光猛然閃耀。埃及似乎已經準備好實現真正的民主轉型，它有政治多元主義傳統的基礎，也有支持更開放的社會和更穩定的代議制政治制度的中產階級。

這是貨真價實的希望，因此，歐盟對埃及民主轉型寄予厚望，實施了雄心勃勃的計畫幫助制定構建新政治制度的細節。一開始，很顯然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s）是埃及組織最好的政治和社會運動。多年來，它一直在動員小規模企業家，為社區提供社會服務，從而構建了一個其他運動無法複製的潛在的政治基本盤。當埃及舉行第一次競爭性選舉時，穆斯林兄弟會的穆爾西一舉獲勝，成為總統。

阿拉伯之春所提出的基本問題時伊斯蘭教和民主是否能夠互相結合，形成有效且可持續的效果。在埃及的例子中，穆爾西政府步履維艱，一開始便用錯了權力。它缺乏經驗並不令人驚訝，而是顯而易見，這開了穆斯林兄弟會的埃及國內外反對者的大門。

2013年7月，軍事政變爆發，穆爾西政府失去了大部分一開始所擁有的支持。但這並不意味著埃及的民主轉型必然失敗。轉型進程必然是坎坷的，我們可以想像諸多它原本能夠取得成功的情景。

無論如何，革命之後的鎮壓是殘酷的。安全部隊清掃廣場（Rabba Square）造成至少817人死亡。此時，阿拉伯之春在其他國家也開始失敗。美國和主要歐洲國家領導所領導的軍事干預推翻了利比亞格達費政權。但這造成了利比亞更加嚴重的動盪，進而導致沒人願意干預敘利亞阿薩德政權，儘管阿薩德政權殘暴鎮壓反對派和反抗運動。

阿拉伯之春以來的多年中，有一股反革命——阿拉伯之冬。在過去四年中，這一民主回潮受到了美國總統川普政府的積極支持，他幾乎放棄了美國推動人權和民主的傳統。在中國和伊朗等例外情況中，美國的批評主要服務於其他戰略利益。在其他所有國家，獨裁者得到了阿諛奉承，獲得了軍火大單。

與此同時，歐盟在該地區被實質邊緣化。導致阿拉伯之春的結構性挑戰幾乎都沒有得到解決。2010年代初，國際貨幣進組織（IMF）估算，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分國家需要實現 7%的年增長才能保持失業率不增；但過去十年的增長率遠不及這一目標。人權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在塞西政府統治下」，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報告說，「埃及發生了近幾十年來最嚴重的人權危機。」

在長期，沙烏地阿拉伯、伊朗和埃及等政權必然是不可持續的。它們必須進行某種方式的根本性改革，支援代議制政府，建立更加開放的社會和經濟。這便是在青年人口規模巨大且不斷增加的阿拉伯之春的永久教訓

對歐盟和美國當選總統拜登政府而言，現在的重點應該是緩和中東和北非的地區衝突，讓政府能心無旁騖地聚焦於必須的國內改革。美國和歐洲不能寄希望於一夜之間改變一切，但要在人權和代議制政府等方面持續施壓。

和十年前一樣，關鍵問題是如何結合伊斯蘭教和民主，使其能促進改革工程。阿拉伯之春之所以失敗，部分原因在於其自身的矛盾，部分原因在於強大的既得利益和外部勢力希望它失敗。但反革命，必須終結。

我們不可重蹈十年前寄予太多希望的覆轍，推動阿拉伯之春的基本要求必須嚴肅對待。整個地區的政治領導人應該認識到，滿足這些要求才是確保長期穩定的唯一辦法。

（本篇由PS官方提供翻譯，責任編輯：張育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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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Arab Hope Springs Eternal》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