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勒
●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
●柏林高級研究所研究員
川普的總統任期結束在白宮推送關於川普在美國國會大廈之就職典禮的參加人數的「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s)」、他的暴力支持者在美國國會大廈門上塗鴉「殺了媒體」。雖然川普(暫時)離開了,專業媒體仍然處於危險之中,而且不是只在美國有這樣的情況。監督組織無國界記者(RSF)認為只有12個國家的新聞自由處於「良好」狀態,創下新低。
新聞自由在世界各地受到最明顯的威脅來自專制政權,有些專制政權已變本加厲地限制新聞媒體,防止媒體報導疫情期間政治領袖的失敗。在匈牙利,政府威脅媒體要用「阻礙」政府對抗新冠疫情的努力為由起訴他們,該國在無國界記者的世界新聞自由排名從去年的 89 名掉到 92 名。護理師及醫生遭禁止和獨立記者對話。
專制政權也正精進不明顯的手法以限制媒體多元性。他們拒絕把政府廣告下給對他們有批判性的媒體公司(政府廣告在疫情期間往往會增加)。他們允許與政權友好的商業人士大量買下媒體,在土耳其這樣的事情已經發生,該國在營建方面壟斷市場的商業人士最近建築業的繁榮而獲益,正透過收購獨立報紙來償還虧欠總統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的政治債。
雖然讓像匈牙利和土耳其這樣的政權崛起的因素可能會非常不同,專制政權的崛起造成的統治模式經常看來相似,因為政權正彼此學習。這讓人開始懷疑自由主義者之間流傳的一個典型後冷戰錯覺,這不是說歷史在 1989 年結束這個錯覺,而是只有民主政權有能力學習這個錯覺。
民主政權總是犯錯,但根據標準的自由主義敘事,民主政權特別的好處就是單只有民主政權可以改正錯誤並從錯誤中學習。相反地,專制政權據稱無法做到這些,且會停滯不前,如果他們沒像蘇聯那樣解體的話。雖然專制政權絕對不是無往不勝,但如果認為他們會因為讓自己不接觸資訊、不學習所以無可避免地倒台,那就太天真了。事實上,他們持續在發展新政策,比如表面上中性實際上卻被用來壓制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法律。
在右翼民粹主義者還沒執政的地方,他們已變得嫻熟於在線上壯大「對抗性公眾」(counter-publics),而「對抗性公眾」中的成員會控訴記者有偏見、逼迫記者透過對右翼人士偏好的話題給予極大化的關注來證明他們的專業水準,並且他們也會逼迫記者對每個議題都實行嚴格的「兩面並陳」報導,這比較不明顯。藉著中立地包含所有具政治上重要性的角度來證明媒體客觀性,這種做法的重要性在運作正常的民主政體中自然可行。但當政黨們與民主原則為敵,這樣的報導就是在幫助他們。
美國只是這情況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兩極分化」通常被呈現為一個對稱發生的現象。你不需要喜歡美國參議院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或眾議院議員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的政策想法,但他們絕對不是削弱民主的人物。拒絕承認 2020年總統選舉結果並使出手段來阻饒投票的共和黨人是真的設法削弱民主;將兩者同等看待(經常還援引說極端都相似的馬蹄鐵理論)可能看來中立。然而,如同媒體批評家羅森(Jay Rosen)指出,把不對稱的政治現實呈現地彷彿對稱事實上是種扭曲。
記者可能不再是英國記者斯蒂德(W.T. Stead)於 19 世紀晚期所說的「受過教育之民主社會中的無冕王」。但他們正學習在一般的政策意見分歧和對他們自己新聞工作所依賴之基本自由的威脅之間畫出一條線(即便那條線經常是可議的)。
閱聽人則正了解到評價媒體是個複雜挑戰:一家媒體可能沒有偏見,但卻不獨立;媒體擁有者可能會一時興起而變更一些事。相反地,一家報紙可以有艾許(Timothy Garton Ash)稱為「公開偏見(transparent partiality)」的傾向沒關係,比如社會民主主義黨派擁有的日報從社會主義的視角來詮釋新聞是完全可被接受的,只要閱聽人清楚他們正在接收的是什麼東西又為什麼接收到這些東西就好。
如今大型媒體平台上所缺乏的正是這樣公開透明:從一般使用者到極有能力的研究者,每個人都被蒙在鼓裡,不知道平台演算法如何把人們分類並優先顯示特定訊息。我們不該因此譴責像社群媒體這樣的新型態自我表達。反而,我們應該對於專制者如何使用這些平台來假造支持並壓制異議敏感。
最精確形容有些平台所奠基之商業模式的是「煽動資本主義」(Incitement capitalism):透過持續出現極端內容讓使用者心煩意亂,藉以讓使用者持續在平台上互動(engaged)。仇恨帶來收益,因為「互動」可以被監控而注意力可以被賣給廣告主。仇恨可能也會構成一種大眾,這種大眾導致激進群眾出現,如同法國社會理論家塔爾德(Gabriel Tarde)在二十世紀剛開始所觀察到的。
這樣的激進群眾經常攻擊記者。像德國這樣的民主社會被無國界記者調降自由度分數,背後原因之一不是政府在壓制媒體,而是對於反對梅克爾防疫手法之抗議的專業報導面對已經面臨越來越激烈的暴力。當然,臉書、推特和其他社群軟體平台不用對造成激烈情緒負全責;但看起來,更嚴格地管制他們,對如今要保護新聞自由來說也是必要的。
(翻譯:歐陽如昕,責任編輯:張育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