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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旺

● 哈佛大學貝爾弗中心中東計劃教授

● 巴黎科學與文學聯大阿拉伯世界研究院主席

 

艾巴達維

● 蘇丹前金融與經濟規劃部長

蘇丹2019年民選與軍方領袖的權力分享協議從來不容易執行，該協議設想了在推翻巴席爾（Omar al-Bashir）獨裁過渡到民主秩序。但是在上個月的軍事政變，問題現在變成民主是不是還在議程上。

軍方與自由與改變力量（Forces of Freedom and Change, FFC）互相不信任，後者是在2019年四月推翻巴席爾的革命份子，雙方沒有選擇只好妥協。最先主導「過度主權委員會」的民選領袖懷疑軍方無意在中期（2021年）放棄權力，如同憲法協議中所規定的。軍方領袖一方面擔心街頭權力，一方面又希望保護他們的經濟特權，又想避免受到過去的錯誤的報應。

軍方領導人布罕（Abdel Fattah al-Burhan）領導了10月25日的政變，已經要求以一個去政治化的內閣提換總理罕多克（ Abdalla Hamdok）的政府。布罕說政黨對FFC有不成比例的影響力，分裂國家並且阻礙經濟與政治進展。

布罕希望沉默國內對政變的反對意見，部分是因為FFC已經分裂，一些成員批評政府缺乏經濟進展。他同時也指望溫和的國際反應，就像是突尼西亞總統賽義德（Kais Saied）六月的憲法政變那樣。

但他在兩方面都錯了。政變把軍事統治的反對派聯合起來，大批的抗議群眾出現在首都卡土穆和其他蘇丹城市，不分年齡背景的數百萬人佔領街道，威脅癱瘓經濟直到民主轉型重新進行。

國際社會也站穩立場。聯合國安理會強烈譴責政變，非洲聯盟暫停蘇丹會籍，大多數的贊助者也中止金融援助。

至少目前看來，蘇丹的政治局勢還不穩定。調和努力還在進行，但當權力分享協議開始遇到困難，成功沒那麼容易，而且回到現狀誰都不會滿意。轉型的三大主要挑戰：安全部分改革已經停滯不前，國內和平進展還沒擺平關鍵反叛團體。最大的進展在經濟改革。

但是嘗試處理這些問題威脅到軍方的利益，讓將軍的不安全感上升。首先，反腐運動開始披露蘇丹武裝部隊和快速支援部隊一些不尋常的商業活動，這些活動主導了經濟。因此，呼籲把軍方控制的公司置於國家的監督之下變得越來越大聲。而且，有越來越多的公眾壓力希望把2019大屠殺在軍方高層的犯案者繩之以法。許多評論家認為這些發展導致了政變。

讓事情更複雜的是，2020年十月權力分享和平協議之後，FFC不再是唯一的民選造王者，該協議讓前反抗運動在轉型權力機構有重要的角色。

但就像這些棘手的麻煩，解決他們對於推動轉型是必要的。展開把快速支援部隊納入到一個獨立的蘇丹國防軍當中，並且拓展和平進程來包納進之前被排除的反抗運動和其他傳統社群也是必要的。

為了讓這些關鍵的改革有機會成功，更好的經濟結果是關鍵的。目前為止，經濟改革進展得很快速。罕多克政府已經自由化和統一匯率，增加海關關稅的收入。逐漸排除高昂的補貼也幫助削減政府赤字佔GDP比例，並且提高政府收入。還有蘇丹500億美元的外債已經逐步被取消。

這些措施最終會提供足夠的資金展開重建公共設施，包括拓展社會安全網，還有提高醫療與教育系統，這些在巴席爾將近30年的錯誤管理下崩潰。

但是目前為止，改革的成本多數落在貧窮公民身上。相較於民主分裂，蘇丹公民已經見到通膨加速飆升到366%，經濟連續三年下滑，絕對貧窮升高，中產階級逐漸消失。這些在最近幾個月有消失的跡象，通膨慢慢減速，家庭支援計畫正在拓展。但政變威脅反轉這些收穫以及讓債務減免措施脫軌，還可能有毀滅性的經濟結果。

為了成功，蘇丹需要更大的外部支持。罕多克已經要求130億美元的協助來幫助三年轉型，而IMF估計蘇丹在未來兩年需要72.5億美元資助來消除財政貨幣化（monetization ）和增加儲備。但最近在2020年六月柏林的國際贊助人會議，僅承諾18億美元，其中3.5億來自歐盟，3.56億來自美國，多數剩下來自世界銀行。海灣合作會議的支持在2019年時很慷慨，那之後就逐漸下降。多邊資助至今都用來支付蘇丹的欠款，和發起重度債務貧窮國家的債務減免計畫。

對比於多數敘事，流入蘇丹的金錢至今都微乎其微，在2021年只有承諾8億美元。因此，政府2021年的財政預算只有25億美元，相當於7%的GDP，就這麼多給蘇丹的4500萬人口。

對政變廣泛的反對顯示蘇丹人民拒絕軍事獨裁，若民主轉型有機會成功，恢復權力分享協議現在是必要的。更多慷慨的國際資助和製證支持對幫助這個轉型很重要。如果蘇丹轉型不能重啟，軍方很可能建立一個伊斯蘭政治執政聯盟，威脅蘇丹重回2019年之前的災難性老路。

（責任編輯：張育軒）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Can Sudan's Democratic Opening Be Reopened?》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