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聯濤
●馬來西亞華裔經濟學者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首席顧問
●曾入選時代雜誌百大人物(2013)
肖耿
●1963年出生
●曾任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名小組成員
●曾任美國哈佛大學研究員(1997-2000)
10月的中共十九大會議中,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公布他的國家兩階段發展計劃,欲讓中國於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此目標一提出後,評論家激烈辯論「中國崛起」與習近平大舉賦權給自己的議題。不過,他們都搞錯重點了。
事實上,習近平計畫更加複雜,程度遠超過評論家想像。就像毛澤東與鄧小平一樣,習近平制定出未來10年中國轉型成更富裕、強大、民主、文化提升、融洽與美麗國度的策略。能夠顧及現代化、中共社會主義間的平衡就是成功的關鍵。
當習近平在2012年擔任中共領導人時,鄧小平遺留下的中國發展模式,以及西方自由與開放市場的新自由發展模式間已經有了明顯差異。中國工業快速成長的同時,貪腐、不均等、高污染問題也伴隨而來。西方國家也面臨不均等現象,導因於他們自己製造的全球危機,這場危機削弱他們對中國進口需求。
習近平過去5年大力打擊貪腐,多達440位高官中箭落馬,就是為了達到社會安定、可靠、透明管理的目標,以確保中國持續性的發展。另外,習近平推動超過1500條經濟均衡發展的改革措施,讓中國經濟年成長率目標在他的第一任期,可保持在平均6.7%的「新正常」(new normal)水準。
習近平第一任期政績,是他在中共十九大會期間發布野心十足的新計劃的基石。該計劃建立一個明確、實際短期目標,在2021年實現現代繁榮社會提高每人平均年收入超過1萬2000美元,達到世界銀行(World Bank)對高收入國家的標準。
習近平的報告中也設定中國長期發展目標,2049年要實現習近平極力吹捧的「中國夢」,即實現國家復興、與美國等其他強國並列全球領導國家中。根據習近平的觀點,一個透明、可靠、有權力、有社會責任的中國共產黨,將是實現國家轉型的最大守護者。
這是一個具完美邏輯,但相當複雜的計劃。這對中國以外的人士來說,似乎很難理解。這可能是因為,不像西方的政黨政治模式,中國以周期性執政期間訂定直接管理政策,其發展模式依賴一黨政治領導能力去學習,並遵循其黨章制度。
一個像中國如此大又多元化的國家,這樣顧及穩定性、彈性的制度是可以理解的。中國發展不是被非中央集權市場引導,而是按照中央政府制定的公共財、法規、管理機構規範進行。為了避免政治鬥爭引發的社會亂象,中央政府另外指派省級、市級官員,處理不同地區間的紛爭。
同時,區域與市級政府訂定地方實驗性政策與當地市場、社區互動,實驗政策的成果則逐步累積成國家政策。區域競爭不僅帶動整體經濟成長,也確保從北京這樣的大都市到鄉間小鎮等各地方所需。若情況因為新方案創造出新的、無法預期的問題而改變,持續確認每個層面的問題則非常重要。
當然了,各地方政府的高主導性,不代表市場不具重要地位。不過,這個觀點經常被誤解。近數十年,中國透過國家企業打造重要基礎建設,以支撐中國市場的發展。
現在,國家企業依舊在社會工程、研究、發展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不過其商業模式已經倍受全球化、科技進步的考驗。這是為何習近平在其計劃中,強調未來施政重點要放在持續開放市場上,透過法令達到提高市場定價力、改善資源分配、提高產能目標。
不過,全球化與科技快速發展背景下,市場自由化也帶來另一個潛在、具破壞力趨勢,就是科技新霸主的誕生。市場自由化速度永遠超前法規、執行力,因此企業投機、逃稅事件時有所聞。
關於這點,中國政府近年已經針對個別產業強化法規與執行力。從自由化市場,以及政府緊縮規定的觀點分析,兩者是非常矛盾的,對外部人士來說更難理解。事實上,持續擴大的社會不均等現象,只能靠有效率的政府干預才可避免「俘獲國家」(State Capture)狀況,意指過度少數利益集團因過度政治競爭引發出的政府僵化的情況。
習近平計劃中的另一個乍看之下浮現的矛盾點是,堅持黨領導凌駕各個不同國家事務,同時又強化法治精神。不過,再仔細一點觀察,會發現一個直線思考邏輯,未來的國家轉型之路上法治精神是最崇高的目標,這需要中國政府消除來自積習已久的官僚、既得利益者的龐大阻力。要成功,強壯的領導階層是非常必要的。
這個世界有多個國家組成,每個國家自有其複雜、動力與進化系統,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完全遵循單一式發展藍圖。儘管許多國家的生活型態、商業環境、社會體制雷同,各國都還是會依照自己獨特需求、喜好、架構與文化發展出自已的方式。對中國來說,發展藍圖已經制訂完成,這份藍圖將依照需求進行修改。
(原標題為《Modern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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