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爾夏德
• 《路透》領導力計畫主管
在絕大多數行業,由於存在價格、品牌和評論等標誌,導致優質產品很容易識別出來。
但在新聞行業,辨別品質正變得越來越複雜,尤其因為在數位時代,像《BBC》或《紐約時報》這樣可以遵守歷史悠久新聞標準的值得信賴的品牌,已被新興部落格、社區報告和出版物等淹沒。
因此,不出所料的是,隨著近年來所謂「假新聞(fake news)」的激增,對知名和其他新聞媒體的信任度已經大幅降低。
據「路透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2017年數位新聞報告顯示,那些經常閱讀新聞的讀者已開始抱有嚴重的懷疑心態,僅約50%的用戶信任自己選擇消費的媒體品牌;更有極少人相信自己不曾閱讀的媒體品牌。
由於選項太多,而對媒體的信任太少,近1/3的人乾脆不再閱讀新聞。
但新聞報導並不是一種可有可無的奢侈品。它是一項重要的公益事業,協助民眾在知情的情況下作出決策,同時有助於讓掌權者承擔責任。只有優質產品才能發揮這樣的作用,人們也知道這一點。
但提供這樣的產品並不是一項簡單的任務。
首要問題是對構成優質新聞的要件缺乏明確的定義,並由此可能導致「品質(quality)」標準成為審查工具。當希特勒(Adolf Hitler)想要燒毀一本書時,他就會聲稱這本書不符合納粹的意識形態標準。同樣,今天的各國政府也可以利用品質問題來攻擊批評者的可信度,或者剝奪他們為新聞品質所進行的辯解。
部分關注媒體未來的組織正試圖通過制定信任指標來規避這種風險。
最值得注意的是,由無國界記者組織(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所領導的新聞信託計畫(Journalism Trust Initiative)正在制定能演變為官方認證程式的自願準則和最佳實踐框架。好似部分組織宣導食品標籤行業所使用的紅綠燈指標,或是令人聯想到工業品質管制的ISO 9000體系。
但這些體系究竟能認證什麼東西?最合乎邏輯的答案似乎是媒體組織。但即使一流新聞機構也會生產大量的二流內容,因為缺乏可用的資源或單純的人為錯誤,這意味著並非來自特定機構的所有內容都能得到同等的信任。
當然,某些組織在遵循特定程式方面有著良好的記錄,可以最大限度地控制錯誤,並對偶爾犯下的錯誤做出反應。但這些組織很可能已經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公眾信任,無論建立什麼樣的新品質認證標籤體系都無法彌補它們在近年來所失去的信任。
至於那些可以從新標籤體系中受益的出版物,他們很有可能規模更小、歷史更新,因此很難應對認證程式所帶來的額外官僚手續。因此,機構級別的品質認證可能在幫助現有企業的同時,傷害了新進者。
關注個體內容將會成為機構級別認證的替代方案。但僅就數量而言,這將是一項無比艱巨的任務;更糟的是,它可能產生負面激勵,因為記者們會以他們現在追逐獎項的同樣方式追逐認證資質,有時甚至會損害作品內容。
德國記者雷洛提烏斯(Claas Relotius)憑藉出色的講故事技能贏得了諸多獎項,但事後卻被爆出他所講的故事並不真實。
無論如何,問題依然集中在高品質新聞報導需要哪些構成要素,它是否需要完全基於事實?它是否只適用於嚴肅的政治和商業報導,亦或同樣涵蓋生活方式、娛樂或充滿人情味兒的故事。上述問題在數位生態系統中變得更為複雜:某些部落格文章可以當作新聞,但並非所有部落格文章都是如此。
新聞業永遠不會像航空業那樣,有嚴格的標準、程式適用於每項行動和產品。但直到不久前,新聞記者們遵守職業和道德行為準則,並在違反規則的情況下受到相關監管機構的干預。儘管「正確」的含義可以有不同的解讀方式,但正確進行新聞報導是預設選項。
這就是人類社會的運作方式。個人無需「信任證明(trust certification)」就可以參與家庭或社會(儘管中國政府希望改變這一點)。社會契約建立了民眾普遍遵守的特定行為規則;而只有當信任被打破時才需要貼上標籤。
這就是新聞業必須回歸的現狀(status quo)。這意味著,首先,各個組織對內容品質負責,並為保障品質遵守同一套監管和編輯規定。當上述流程無法在組織內部完成時(例如當公民記者在一個反民主的環境中進行報導)這項工作可以由外部機構完成。
在建立上述系統時,可以從合作報導專案中吸取教訓,例如在涵蓋巴拿馬媒體的項目中研究人員享有個人自由,以確保聲音的多樣性和健康競爭,但必須達到某些標準。隨著技術不斷進步,還可以引入自動化事實核查程式,尤其是在那些資源不那麼豐富的媒體當中。
在一個前所未有的資訊獲取時代,無論真實與否,所有年齡層的人都必須提升自身的媒體素質。但媒體機構無法因此而擺脫責任。在具有批判性思維的知情受眾的幫助下,他們必須像過去那樣在自我監督般的同時監督彼此。
(原標題為《How – and How Not – to Restore Trust in Media》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