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拉堤

 

● 美國MIT感知城市實驗室總監
● 世界經濟論壇全球城市未來委員會聯席主席

威尼斯（Venice，位於義大利）歷史上最嚴重的洪水曾淹沒了這座歷史名城某些著名的文化遺址，其中包括聖馬可廣場（Piazza San Marco）上的聖馬可大教堂（St. Mark’s Basilica）。這僅僅是1200年來這座大教堂第6次被洪水淹沒，但其中4次發生在過去20年內，更有2次發生在不到400天內。　

照這樣下去，不到幾十年，洪水就有可能沖走威尼斯附著在下沉沉積岩（sinking sediment）上脆弱的卡利刺繡（calli）、廣場和宮殿。

但這裡的居民該怎麼辦？

古羅馬人用兩個詞根來形容城市：其中一個代指基礎設施和建築物（urbs），另外一個則代指積極參與民主生活的民眾（civitas），目前，全球都在為威尼斯被水浸泡而受損的城市而煩惱，可以肯定的是，這些設施連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很小幅度的海平面上升都無法抵禦。

但世界各國在很大程度上並未意識到威尼斯民眾正在解體。

威尼斯人口幾十年來一直在不斷減少，現今威尼斯人口數僅是50年前的1/3，但不顧後果地推廣大規模旅遊業且缺乏對人力資本的投資，才是威尼斯人口數量下降且迅速惡化的主因。

假使威尼斯政治領袖沒有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將高等教育和創新資源轉移出去，那麼威尼斯現在可能已發展為「亞德里亞海的劍橋（Cambridge on the Adriatic）」。

但旅遊始終被視為一條促進經濟快速成長之路。

因此，在義大利政府的協助下，造訪威尼斯的遊客數量穩步攀升：2017年，這座擁有26萬人口的城市所接待的外國遊客竟超過了3600萬人。

威尼斯人忙不迭避開蜂擁而來的遊客導致公民社會惡化和政治麻木根深蒂固，市政領袖更喜歡抱怨這座城市的弱點，而不是為解決問題採取有效行動。義大利政府則一直未能建設性地利用政治管理權威。

上述趨勢導致缺乏環境監管，進而加劇了城市和基礎設施的薄弱。

誠然，威尼斯正在實施一項耗資55億歐元（合60億美元），名為「MOSE（Modulo Sperimentale Elettromeccanico）」的防洪屏障項目，但此項目始於威尼斯當時已然開始下沉的1984年，落成於2003年，本應在2011年就施工完畢，但直到今日距離完工還遙遙無期。

即使，MOSE能在2021年的最後期限前完工，它和其他任何建築項目都不足以保護威尼斯，儘管基礎設施投資顯然至關重要，尤其是適應氣候變遷，威尼斯也必須恢復除硬體以外的公民活力，才能避免陷入被許多人所預測的「毀滅（the demise）」。

第1步是將威尼斯移出義大利政府的管轄範圍，義大利政府的不斷失敗已導致這座城市近幾十年來的陷入衰退，這絕不是某種復興聖馬可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San Marco）的狹隘要求，而是呼籲建立一種新型的外向型政治結構：一座歡迎真心想在當地定居者的「開放型城市」，這種成熟公民權更非單純參與美國小說家德里羅（Don DeLillo）所謂向旅遊業的「愚蠢進軍（march of stupidity）」。

這個開放的新型中世紀威尼斯共和國（Serenissima）將一心一意吸引願意協助保護和重建城市基礎設施的有能力、也有意願的公民，其中，還將包括制定可信商業計畫的創新者（及其背後的金主）、研究氣候變遷適應問題的工程人員、醫生或律師等專業人士，以及願意奉獻幾年時間協助修復威尼斯瀉湖（Venetian Lagoon）中宏偉宮殿的學生。

威尼斯將因此成為基於全新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創新城市模式的試驗場，上述城市模式符合社會學家柯斯特（Manuel Castells）所謂的全球「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s）」理論。

這一提議看似激進，但卻並非前無古人。

在14世紀中葉，黑死病爆發曾導致威尼斯人口驟減60%，於是這座城市向外國人開放，任何打算長期居留者都將擁有公民身份，新來者只需具備「願意付出工作」等這些成為「威尼斯人（Venetianness）」的關鍵特徵即可。

現在，沒有理由不採取類似策略。

事實上，借助數字工具來衡量公民參與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容易，從在威尼斯度過的時間（威尼斯的許多房產都歸非居民所有，每年僅僅使用幾天時間）到作出的具體貢獻，這些都可能成為社交媒體引以為豪的泉源。

對非居民房產所有者課以重稅（這些人往往極為富有）同樣有助於支持當地人群。

隨著海平面的上升和威尼斯的下沉，這座城市必須採取有力措施來恢復和保護建築和基礎設施，但沒有繁榮、積極的市民階層，這樣的工作將毫無意義。

拯救威尼斯，威尼斯人必須先從拯救自己開始。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Reversing the Death of Venice》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