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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赫爾

 

● 德國赫爾蒂行政學院社會學教授

在長達30年的經濟不平等惡化後，發達國家的民眾憤怒不已，他們借助投票或走上街頭發洩這種不滿情緒。但真正解決不平等問題還需要採取措施解決上述趨勢中不那麼為人所知的一面：那就是代際流動性不斷下降。

今天，父母無法再自然而然地認為子女會過得比他們更好。

恰恰相反，經合組織（OECD）2018年一份報告得出結論，在普通發達國家，來自最低收入階層的兒童需要奮鬥4代至5代才能達到平均收入水準。國家不平等狀況愈嚴重，階層向上移動所需的時間也就越長。　

不平等和缺乏社會流動性與地理位置密切相關，城市區域的狀況往往比農村好得多。在美國，據布魯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報告稱，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擁有100萬以上居民的城市已經貢獻了就業增長總量的72%，而5萬到25萬人口的城市則僅貢獻了6%。1970年來，美國排名前2%的大都市區薪酬已經成長近70%，而該國其他地區則僅增長了45%。

同樣，在包括巴黎在內的法國巴黎大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1975年占全國平均水準的148%一路攀升到2010年的165%，而在較不發達的洛林區（Lorraine），資料同期則從95%下降到76%。儘管主要城市柏林相比其他城市的確比較落後，但這樣的差異在德國同樣可以看到 。

2016年，德國最為貧困的梅克倫堡-前波莫瑞州（Mecklenburg-Vorpommern）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為2萬9133美元，相較漢堡的6萬9719美元低60%左右，當時德國達到了4萬3110美元的全國平均水準。

英國2070委員會所進行的一項研究結果顯示，從1971年至2013年，英格蘭北部的累計產出增長率下降了17個百分點，而倫敦同期則增長了12個百分點之多。這對社會流動性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倫敦最窮的哈克尼區（Hackney）有資格享受免費校餐的孩子相比北部城鎮哈特普爾（Hartlepool）同樣貧窮的孩子，上大學的可能性仍然是後者的3倍左右。

上述趨勢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當時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和英國首相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開始推行旨在通過重新平衡經濟、轉移製造業和遏制工會權力、提高競爭力的結構性改革。

但儘管上述改革在某些方面確有道理，人類可以回憶一下20世紀70年代發生的「滯脹（stagflation）」，但在減輕改革的社會衝擊方面卻幾乎沒有採取任何舉措。

上述政策失敗，再加上技術進步的影響，導致了經濟學家斯諾爾（Dennis J. Snower）所謂的經濟和社會軌跡「脫鉤（decoupling）」：也就是在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情況下，大量人口的實際工資和晉升前景仍然停滯不前甚至惡化。

例如，經濟政策研究所報告從1979年至2018年，美國的淨生產率增長了70%，但實際小時工資僅增長12%。而今日，14%的美國人（其中半數是有色人種）淪為「貧困勞動者」（他們從事全職工作，但收入卻在貧困線的200%以下）。

由於勞動收入低且晉身希望小，越來越多人開始陷入到某種困境，賺錢太少難以維持生計，但卻又超過了政府支持的標準。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開始在經濟、社會和文化上變得孤立，對繁榮的菁英階層越來越不滿，而且容易受到新民族民粹主義和野心勃勃的威權主義者的吸引。

這種趨勢在美國尤為明顯，它促成了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總統，而在英國，同樣的趨勢則促成了許多人支持英國脫歐。但隨著西方世界多數國家仿效柴契爾和雷根的做法，它現在正在影響所有發達經濟體，導致社會四分五裂、發展受阻。

這一切都不值得大驚小怪。1995年，社會學家達倫多夫（Ralf Dahrendorf）就曾詳細描述過全球化所要求的“反常選擇”。為在國際市場上奪取並保持競爭力，達倫多夫指出，各國被迫以威脅社會凝聚力和政治自由的方式來使用資源。

舉例來講，這些選擇導致了一種新的不平等形式，達倫多夫稱之為不平等化：“為某些人修建通往頂端的道路，同時卻為其他人挖坑，這樣做製造分歧和裂縫。”他明智地預見到“下層階級”的出現，這些人無論在經濟還是社會上都遭到排斥並缺乏安全感，並因此賦予威權主義以誘惑。

發達經濟體在今後十年裡“壓倒一切的任務”，達倫多夫寫道，是盡可能“調整好財富創造、社會凝聚力和政治自由的迴圈。”但20年過去了，絕大多數國家甚至都沒有嘗試過。相反，循著新自由主義的邏輯，經濟增長成了他們唯一的關注。

現在是時候響應達倫多夫的號召。這絕不意味著實施保護主義政策，因為與身份政治相關，這不僅會破壞經濟增長，而且可能強化威權主義誘惑。相反，這需要制定全面的計畫，其中包括加強經濟安全和社會及政治參與的行之有效的舉措。

首先，各國應改革稅收制度，以期縮小貧富差距、鼓勵創業和就業崗位創造。

與此同時，人們應當學習加州的成功榜樣，二戰後對公立大學的投資對其隨後取得的經濟成功至關重要，他們應當透過教育投資和技能培訓來加強社會流動。

還需要為最易受全球化影響的人群提供社會保護，以及實施補償區域差異的政策，包括有管理的進行移民（無論國內還是國際）。

20世紀30年代，將美國從大蕭條中解救出來的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總統新政（New Deal）就包括這些舉措，同樣包括這些舉措的還有歐洲的類似專案。

最後，為反對社會排斥和分裂，就必須努力建設民間社會，並對長期、可信、值得尊敬的公眾辯論持鼓勵態度。彌合社會和文化分歧可能需要幾十年，但這一目標是可以實現的。

關鍵在於領導人是否願意採取必要的舉措。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he West’s Arrested Social Development》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