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阿米
● 台拉維夫大學歷史學教授
● 曾任以色列外長(2000.11 – 2001.03)
● 著有《戰痕、傷口與和平》
阿拉伯之春的教訓,促使今日的阿拉伯示威者改變他們的戰略與目標,但它們究竟能否推翻政府的壓迫體制,實際改善國家管理體系,目前仍是未知數。
「富人的世界被幽靈纏上了:一個名為『不可治理』的幽靈」,2019年初《經濟學人》的一篇社論如是開頭,改寫自《共產主義宣言》的第一句話。但為此幽靈所苦的不只有西方國家。在阿拉伯世界,示威者已經表明,在政府拿出良好的領導方針前,他們不會服膺治理。
示威抗議的導火線因國而異。
在阿爾及利亞,總統包特夫里卡(Abdelaziz Bouteflika)宣布競選第4次連任的消息讓人民湧上街頭。在埃及,則是政府宣布緊縮其糧食援助計畫(food-subsidy program),該計畫提供數百萬人民食物及日用品。在伊朗,原先政府大力補貼的燃料價格暴漲50%是主因。在黎巴嫩,則導源於對Whatsapp等應用程式通話課徵的數位稅。
但這些星火能夠燎原,乃因苗頭由來已久。即便在包特夫里卡辭職、埃及重新將180萬人納入糧食援助計畫、黎巴嫩取消數位稅後,示威行動仍持續延燒。
你可能會想,正如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大眾對民主的嚮往是今日的動亂之源。
但在某些地區,阿拉伯之春演變為贏者全拿的回教徒治國,在其它地區則導致政府幾乎全面崩潰。如今,這些疲憊的示威者已對真正的民主政府幻滅了希望(在多數人眼中,政柄終將落入軍人手中),他們只求一個能夠運作、能合理負責的政府。
任何運作中的國家,不論民主與否,都立基於一套社會契約;據此契約,政府打造經濟穩健發展的條件、提供工作機會、建立可靠的社會安全網絡,並由是獲得統治合法性。阿拉伯獨裁政權大撈不法油水,貪腐失職的安全單位又層層相護,顯然對此契約倒行逆施。
近期局勢,如石油收益下跌、國際貨幣基金對埃及提出的結構調整要求等,都讓阿拉伯民眾的經濟困境每下愈況,將許多人逼至絕境。在伊拉克,官逼民反根本不需要什麼導火線;光是貪污與失業帶來沮挫感,就已足夠強烈。
示威動機大多出於物質需求,如爭取工作、公共設施或更低的生活開銷,同時要求政府採取反貪手段。他們希望將訴求畫定在物質範疇,能避免走上阿拉伯之春的老路,尤其也因為訴諸普世需求,可跨越宗派或信仰的藩籬,觸及不同受眾。
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暴露了社會鴻溝之深、分化之劇--包括什葉派與遜尼派,德魯茲人與庫德族,激進聖戰士與伊斯蘭主義者,柏柏人與阿拉伯人,和基督徒與回教徒之間的鴻溝--這是阿拉伯之春失敗的部分原因。焦頭爛額的獨裁者們便抓緊這些衝突,借力使力,弱化反對勢力並重樹自身權威。
阿爾及利亞、伊拉克、黎巴嫩和蘇丹都不乏種族及宗教分裂,歷史和宗派衝突均有之。然而,那些地區的示威者既樂意、也確實暫時放下分歧,同仇敵愾。「沒有柏柏人,沒有阿拉伯人,沒有種族,沒有宗教!我們都是阿爾及利亞人。」阿爾及利亞示威者如是吶喊,彷彿他們還擁護著「多元阿拉伯民族國家」的脆弱願景。
誠然,全面改革政治的呼聲時而有之。
在黎巴嫩,即便總理薩德·哈里里(Saad Hariri)公布了一連串經濟改革,示威也未就此停息,許多人要的是推翻整個統治階層。在阿爾及利亞,包特夫里卡被趕下台後,示威者仍繼續杯葛總統大選,因為所有參選人均與他密切相關。
但當示威者著眼於經濟困境,而非鏡花水月的民主大夢與建國大計,不同種族便較容易相安。黎巴嫩示威者企圖推翻的政治體系,本質上就是一個宗派政府:一個現被真主黨(Hezbollah)和伊朗區域劃分把持的政府。
但長遠來看,要與在勢政權抗衡,最有效的手段也許是跨種族聯盟。真主黨對黎巴嫩示威的強烈反抗,展現了一個全心全意賦權部分人的抵抗文化,如何感受到跨種族公民陣線的威脅。
現在,示威者即便小心避免重蹈2011年的某些覆轍,仍相當勢單力薄。
他們既沒有強大的領導者,也缺乏明確戰略,面對的卻是雷厲風行的鐵腕政權。在伊拉克,示威者被警察射殺。在伊朗,死亡人數逾300人,被拘捕人數更高達數千。埃及也逮捕了數千名示威者,新聞記者首當其衝。
由於沒有外國勢力願意介入,示威者現居劣勢。
2011年時,在美國總統歐巴馬領導下,西方至少還願意支持阿拉伯的民主追求。現在,川普對美國的國際責任興趣缺缺,還曾經稱埃及總統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為他「最喜歡的獨裁者」,這基本定調了美方的態度。至於歐洲,則自顧不暇,忙於約束自身內部崛起的威權及泛法西斯運動。
今日的阿拉伯示威者已從阿拉伯之春汲取教訓,調整了他們的戰略與訴求。也許,為了使人民回歸管轄,當權者會願意做出一些讓步;事實上他們也確實做了。
但示威者是否卒能推翻政府的壓迫體制,實際改善國家管理體系,目前仍是未知數。
(翻譯:楊婷,責任編輯:簡嘉宏)
(原標題為《Not Another Arab Spring》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