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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斯汀

 

• 國際健康智庫ACCESS總裁

肯塔基州參議員保羅（Rand Paul）過去兩周的行為正好反映出美國對付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以下簡稱武漢肺炎）的錯處。

保羅接受切肺手術後肺部功能變差，謹慎起見，他決定接受武漢肺炎篩檢，從檢測後到確診的6天，保羅不僅沒有採取任何自我隔離措施，甚至與其他參議員見面、前往議院參與表決、進入私人俱樂部大打高爾夫球，還硬是抽了點時間在議院附屬的泳池暢游了幾圈，無疑是置他人於染疫險境。

在有效防堵疫情的國家中，保羅如此不負責任的行為簡直無可容忍，甚至可能還得吃上牢飯。保羅原是一名眼科醫生，既然警覺性夠高想到要接受檢測，那麼應該同樣清楚他可能對周遭人士帶來的風險。

國家控制任何傳染病蔓延務必採取積極的防疫措施，如武漢肺炎這樣感染率極高的疾病更是如此。工廠企業停工、實施社交隔離等預防性作法要發揮作用就必須配合嚴謹、有系統的措施，才能有效遏止病毒散播。

成功防堵病毒擴散的國家，如新加坡、南韓，均依照一套簡易流程。

首先，國家衛生當局進行大規模採檢，如此一來即使是尚未出現病徵也能揪出確診者（其中無症狀感染者居多）；接下來政府積極追蹤確診者的接觸對象；最後確認接觸者均強制列入14天隔離管控。

這套程序非但有效控制住疫情，更避免國家走到要鎖國封城的一步。

防疫模範生的成功之處在於一絲不苟的管控措施，從大規模檢測、追蹤接觸者到分類隔離做得是滴水不漏。

美國之所以淪陷就是因為這三項通通做不到位。

以新加坡為例，一經確診為染疫患者，追蹤小組會即刻啟動，花上數小時詢問患者活動足跡，以及數日來的接觸對象，並命人確認接觸者姓名、電話、地址，與任何可能協助部門找出確診者的細節。

隨後，小組會透過電話、監視器影像與傳統偵查方式進行疫調，如翻查發票收據或回溯共乘紀錄，找出可能與患者接觸過的駕駛與乘客；完成疫調後，小組便將資料彙整一併上呈衛生部。

一旦潛在接觸對象底定，名單上的所有人都會接到衛生部的電話，染疫風險最大的人沒得選，只能進行14天自我隔離。隔離的方式也會依接觸程度而有所不同，密切接觸者須入住安全的隔離機構，其餘接觸者則進行居家隔離即可。

我的一位親友3月稍早從歐洲返回上海，親身體驗了隔離的過程。

他抵達中國3天後接到公安與上海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電話，上海疾控中心告知親友夫婦搭乘的入境班機上有名確診者，之後2人被送往管制隔離場所，該處為旅館改建的專門防疫住所，兩人分住單獨的房間，每天領取三餐且均不得外出，直到接觸患者滿14天後才獲准離開。

中國更利用一款手機應用程式管控隔離者。

每個人都從微信獲得一組條碼，顯示自己目前的狀態：無感染者為綠色，黃碼用戶需遵照指示待在室內，須接受隔離的對象則為紅碼。倘若你的狀態為紅碼還上街趴趴走，那你立馬就會被送回隔離區，否則就得面臨罰緩或牢獄之災。

新加坡則是更上一層樓，推出全新的TraceTogether手機應用程式，讓境內民眾透過手機就能確認周遭人士的狀況，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假使周圍2公尺出現感染者，應用程式會馬上通知使用者染疫風險。

新加坡自1月底通報首起武漢肺炎病例以來，已有效利用接觸史發現並主動隔離和檢疫6千餘人。多虧星國政府的種種努力，境內疫情也獲得改善，並維持在3起死亡病例數（譯注：統計截至4/8為6人死亡），醫院也不再湧入大量新患者。

相形之下，美國擁有諸多防疫資源卻未能落實部署工作。

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已培訓逾3600名「疾病偵探」（disease detective），各個都善於辨別感染者、追蹤接觸史以及降低社區感染風險。

不過初期感染者未能妥善接受檢疫的問題至今仍未解決，遂導致疾病偵探無能為力。

追蹤接觸史的社會成本高之外，也是一項費時費力的工作，即使是在疫情規模較小的最佳窗口期也是一樣，由於檢測數不足致使疫情大爆發，照理說到時候才想收拾局面已是不可能的任務。

事到如今，萬不可一錯再錯。

目前總算有越來越多美國人接受篩檢，透過大規模檢測、累人的接觸史追蹤程序與分類隔離，國家還有亡羊補牢的餘地。

如保羅為自己輕率的行為辯駁時所道，「美國是個堅強的國家，我們更是一群打不倒的人，而當我們團結一致時則會變得更加強大。」沒錯，不過只有當人們齊心協力，採取負責任的行動，美國才能真正變得強大。

（翻譯：盧思綸，責任編輯：簡嘉宏）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Why America Is Losing to COVID-19》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