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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爾瓦

 

• 哈佛大學博士研究生兼研究員

布勞恩斯坦

 

• 哈佛大學科學與國際事務研究中心研究員

美國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並且是全球20家最大公司中，10家公司的所在地。 然而，美國不僅死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的人數比其他任何國家都要多，而且仍然極易受到疫情不斷升級的影響。

這原因很簡單：診斷檢測不足（not enough diagnostic tests）。

在疾病爆發期間，藥物和疫苗理所當然地得到許多關注，但診斷學（diagnostics）是預防疾病傳播的第一道防線，特別是對於可由無症狀攜帶者傳播的像新冠肺炎這樣的疾病來說，更是如此。

正如美國和南韓不同經驗所表明的，檢測可能是控制與失控之間的區別。

在這兩個國家，新冠肺炎開始爆發時的軌跡相似，確診病例的數量以同等的速度增加，但南韓政府迅速採取行動，為快速創新和滿足檢測需求創造空間，將檢測能力提高到每天1.5萬次，並建立了得來速（drive-through centers）測試。

截至3月20日，南韓已進行了30餘萬次新冠肺炎檢測，相當於每百萬人中就有逾6千人接受檢測，儘管全球最大20公司沒有一家位於南韓，在達到100例確診病例後僅兩周多一點的時間，該國的病例曲線就已經趨平，幾乎沒有增加新病例。

相比之下，在美國，延遲的政府干預使得滿足不斷增長的需求只能完全依賴於市場。截至3月20日，該國已進行了約10萬次試驗，相當於每百萬人中約300人接受過檢測。

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數仍持續上升。

簡單地說，政府的迅速干預在南韓奏效了，而市場看不見的手在美國失敗了，全球診斷學的發展長期以來都是由市場完成的，其中許多更具高度專業化，但是，雖然有針對重大傳染性和非傳染性疾病，甚至是被忽視的熱帶病的診斷市場，但卻從未有過針對大流行性疾病的診斷市場。

政府當然可以彌補市場的不足，但常用的機制仍然需要一定的需求，對流行病診斷的需求只有在疫情即將爆發時才會出現，各國政府受到政治、意識形態的制約，不能總是指望它們像南韓那樣迅速創建市場。

因此，事後反應式的市場創造並不是前進的方向。

相反，各國政府應支持建立全球疫情防備協調平臺，這樣的平臺可以率先籌募資金，引導快速開發、生產和銷售疫情診斷方法。

這樣一個平臺的藍圖已然存在。

流行病防範創新聯盟（Coalition for Epidemic Preparedness Innovations, CEPI）是一個協調機制，重點是推進疫苗開發和促進臨床試驗、大規模生產和儲存，透過減少不確定性和儘量減少干擾，CEPI使疫苗市場更加安全、可用和有活力。

CEPI既依賴傳統融資（來自政府和基金會的大筆贈款），也依賴創新融資（來自國際免疫融資基金（IFFIm）等工具的回報）。

疫情爆發時，CEPI通過先進市場推動疫苗計畫（AMCs）或體積擔保等手段（一般通過如全球衛生結構化投資基金（the Global Health Investment Fund）和InnovFin等機制，或有條件承諾IFFIm和全球疫苗免費聯盟（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建立），使它迅速擴大生產規模。

這樣的藍圖可以很容易被複製並用於診斷。

所需要的只是一個專門的實體，一個將研究和開發與市場准入相結合的機制或倡議。其他一切都可以像CEPI一樣運作：該平臺將從成員國獲得資金，透過投資IFFIm提高支出能力，並在必要時使用資產管理公司或產量保證來擴大生產。

這樣一個實體甚至可以直接與CEPI合作，建立在共同市場准入和融資平臺上的診斷-疫苗夥伴關係可以提高效率並且降低交易成本。

因此，在出現疫情時，隨著研究人員開發和測試疫苗，診斷方法可以快速生產並廣泛使用，從而極大化的限制傳播。

新冠肺炎疫情已顯示，如果任其發展，市場將不會產出在疾病爆發期間至關重要的「回應性診斷產品（responsive diagnostics production）」，它更凸顯，即使在一個擁有領先診斷公司的發達經濟體，這種失敗也能迅速造成一場公共衛生災難。

除非採取行動糾正這一錯誤，並確保新冠肺炎檢測（以及對未來疾病爆發的檢測）可以普及，否則人們無法想像貧窮國家將會面臨什麼困境。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What Caused the COVID-19 Testing Deficit?》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