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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民

 

● 中國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

● 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前副總裁

當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所構成的威脅是如此空前，規模是自1918年至1919年間殺死逾5000萬人的「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大流行以來從未見過的。

為了因應疫情，許多國家頒佈了居家隔離令甚至實施了嚴格的封鎖措施，致使全球經濟幾近停滯。

但是解決這一危機的真正方法並不是圍堵，而是創新。

可以肯定的是，在短期內各類圍堵和緩解措施對於保護最脆弱人群（老年人，居住條件惡劣的窮人及免疫力低下者）和避免在義大利、西班牙和美國紐約看到的醫療衛生系統崩潰至關重要。

形形色色的圍堵措施在中世紀瘟疫（plagues）、西班牙流感期間挽救了無數生命，今天也是如此。

事實上中國、新加坡和南韓的經驗都表明堅決的圍堵措施（比如封鎖和接觸者追蹤）可以有效減少新感染病例，同時，由於在病毒前並無國界之分，因此國際上的頭等大事應當是：協助公共機構和醫療衛生體系薄弱的發展中國家強化自身圍堵工作，並提供適當護理治療。

但封鎖不可能永遠持續，新型冠狀病毒也不會自行消失。

全世界必須利用其集體資源去借助科學，創新和市場的力量來設計一個永續的解決方案：也就是某種療法或疫苗，決策者也必須認知政府確保科學和醫學創新能服務於公眾，而非僅是公司部分股東。

雖然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是新生事物，但冠狀病毒卻並非如此。

但是針對這些病毒的研究卻往往未能達到應有水準，尤其總是面臨資金匱乏的狀況。2016年，美國德州的科學家團隊開發了一款或許可用於另一種致命冠狀病毒「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的疫苗，但卻無法獲得啟動人體臨床試驗所需的資金。

如果這類研究能持續到新型冠狀病毒爆發之前，那麼世界至少能在尋找疫苗方面佔據一個重要的先機。

但是私營企業沒有動力去開發SARS或中東呼吸系統綜合症（簡稱MERS，也是一種冠狀病毒）這類疾病的疫苗或療法。畢竟到2016年時距離SARS爆發已十餘年，MERS的感染者相對較少（自2012年首次發現以來不足2500人）。

但這種缺乏投資去防範未來潛在威脅的現象，其實是一種明顯的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

就算當前世界各地的科學家都在努力加快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的開發，市場失靈依然會導致錯失良機。因此製藥行業以外的更多大型企業首先應當參與。

科技企業尤其應當動用人工智慧和雲端計算（cloud computing）等先進技術及其龐大資料科學家團隊，以紓解相關瓶頸並指導科學研究。

例如，人工智慧可依據現有病毒蛋白質結構知識來提示疫苗的成分，同時幫助醫學研究人員挖掘相關研究論文，同時分析原始資料。雖然這方面的工作已具某種程度的進行，但是，應該擴大研究範圍並改善協調性，以避免重複勞動（redundancy）。

實際上，應當優化協調來自產業、研究人員和政府的所有努力，並集中公共和私人資源以實現共同的目標。

為此政府應實施適當的產業政策，同時成立（或許）由公共衛生機構領導的國家特別工作組以協助管理對疫苗和療法的搜尋工作，包括確保獲取必要的資金。

接著，可以成立一個由世界衛生組織和其他國際機構領導的全球特別工作組來協調這些國家層面的努力。在此，確保充足的資金依然是關鍵，而在所有相關行為者（從大學和研究機構到企業和政府）間促進開放的知識和資訊共用也是至關重要。

除了加快新型冠狀病毒療法或疫苗的研發進度外，這樣一個針對性研發工作還會產生其他有價值的創新溢出效應（spillovers）。

著名發展經濟學家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曾指出：創造力總是在意料之外，直到現身前，人們永遠不能指望它，也不敢去相信它（Creativity always comes as a surprise to us; therefore we can never count on it and we dare not believe in it until it has happened.）。

但即使人類無法指望它，也可以利用自身資源、工具和聰明才智來讓它出現，並避免低效率工作。從這個意義上講，新冠病毒疫情為世界提供了一個孕育創新方法的機會，好讓吾人可藉此適應共同面臨最大挑戰的時代。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Innovation in the Pandemic Age》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