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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利

 

● 歐巴馬政府白宮中東事務顧問

在全球對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舊稱武漢肺炎）疫情的同時，其實還進行著一場主題為「如何治理世界（how the world ought to be governed）」不同說法間的拉鋸戰。

儘管對抗疫情的任務更加緊迫，但究竟哪種治理方法能夠佔上風，同樣將會影響深遠。

第1種說法非常簡單：一場全球健康危機已進一步證明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的必要性和獨立民族主義或孤立主義的謬誤。第2種說法則提出了相反的觀點：全球化和開放邊界造成了人類面對病毒和其他威脅時的脆弱性，目前控制供應鏈和救生設備的鬥爭則要求各國首先照顧好自己。

支持第一陣營的人認為：疫情證明了各國必須團結戰勝共同的威脅；贊成第二陣營的人則認為，各國還是拉開距離比較安全。

乍看，新冠肺炎似乎更能佐證採用更協調國際策略的觀點，鑒於冠狀病毒並不侷限於國界，因此有理由認為，相關對策也不應受到國界的限制。

這種做法從公共衛生的角度看具有完全的合理性。

如果新冠肺炎在任何地方持續存在，那麼無論採取何種防禦措施，它都仍將是迫在眉睫的威脅，試劑盒以及研製完成的治療方法和疫苗分發的範圍越廣，疫情被擊敗的速度也就越快。

科學知識被分享得越多，那些藥物研製的速度也就越快，與此同時，政府在旅行限制、拉開社交距離等方面的協調越多，也就能越順暢地結束這場危機。

疫情似乎也要求為解決致命衝突付出更大的集體努力，而非僅是協助脆弱本地居民的手段。

由於疫情流行所帶來的額外社會、經濟負擔，持續不斷的國內或國際衝突可能導致政府權威的進一步喪失，甚至在已接近臨界點的國家導致政府的崩潰。除顯見的人員傷亡外，這還會創造新冠肺炎不受限制的傳播地帶；更大規模移民潮將湧向受管制較少的邊界；也為暴力、非政府主體提供了利用混亂、生根發芽和擴張的機會。

最後，人們有明確的經濟理由進行國際合作，透過幫助受災最重的國家，所有國家都可以減輕因全球危機迫在眉睫所遭受的打擊。

但此次疫情也增強了競爭對手的吸引力。

危機往往會加劇、加速既有趨勢，嚴重危機則更是如此，新冠肺炎疫情恰逢在國家內部和國家間不平等現象的推動下，民粹主義上升、本土主義強化抵制全球化和戰後國際秩序之時。

批評者認為，冷戰結束後出現的全球經濟體系導致多數人受損、少數人受益，他們的說法也不無道理。

同樣，聯合國似乎越來越像一個老古董（a relic），支持在一場很久以前戰爭的勝利者，反映早已過時的權力關係，並拒絕給予全球南方國家（global south）足夠的發言權。

1945年聯合國成立時，其中許多國家還沒有實現獨立，尤其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社會經濟不滿已在俄羅斯、土耳其、匈牙利、巴西、以色列和美國國內催生了各式各樣的民粹主義、本土主義和威權主義。

新冠肺炎危機很可能進一步強化這樣的動力。

對未來的一種展望是：在即將到來的數月、數年中，迫切的國內需求將使國際團結看似一種難以負擔的奢侈，隨著國家經濟的收縮，資源將會萎縮，政府將竭盡全力滿足本國人口。

政治領袖會發現，越來越難以證明出資為外國提供發展援助、支援國際衛生和救濟組織、援助難民和推廣外交計畫是合理之舉，愈趨嚴重的國內不滿情緒將轉化為針對國際體系越來越嚴重的憤怒和失望情緒。

此外，美國任何僅存的全球領導力都將會備受打擊，因為川普政府對疫情流行處置不當，讓人感覺美國甚至無法照顧自己（更不用說其他人），在全球一切變得支離破碎時，美國卻選擇了退縮（it withdrew into itself）。

危機高潮時期，中國在全球鏡頭前慷慨的表現提升了國家地位，因此可能會加緊填補領導層真空，中國也可能受到在疫情爆發時不當處置的拖累，而且很難避免深層經濟收縮對國內的政治影響。

無論究竟是誰（如果真有人）能夠因此更上一層樓，也很容易想像由疫情所導致的社會、經濟絕望情緒，會為本土主義（nativist）和仇外主義（xenophobic）情緒爆發打下多麼強的根基。

在許多國家，尋找外國人和少數族裔權充替死鬼的行動已開始。

更強大也更有優勢的國際秩序是否會在某個時點浮出水面？有這種可能。

即使是在二戰勝利前，盟國已開始策劃戰後秩序，以防止再次點燃全球性大火，那種秩序弱點非常深刻，儘管創造了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錯覺，但卻永遠比敵對勢力佔上風來的更有效率。

對照這體系所有的成功，人們都可以找到重大的缺失，但源於20世紀40年代的制度顯然比以前的更好。

2020年，人們只能開始想像需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才能創造持續性更強的新秩序，並藉此解決人們對平等問題日益增長的關注，同時讓更多國家擁有發言的權利。

同時，人們可能面對一個混亂突然取代現有秩序的新世界，即使這種混亂被證明是暫時的，但對於戰後時代而言，它仍然意味著悲哀、破壞性和危險的尾聲已開始。

新冠肺炎暴露了具缺陷的國際體系因應全球危機的高成本，唯一更糟糕的結果是，人類在應對下次危機時，根本沒有體系。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fter COVID-19》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