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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羅斯

 

● 索羅斯基金、開放社會基金會主席

施密茲

 

●德國《奧格斯堡匯報》（Augsburger Allgemeine）總編輯

施密茲：你曾見證過許多危機，先前有任何危機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舊稱武漢肺炎）相當嗎？

索羅斯：沒有，這是我這輩子遇到的一大危機。甚至在疫情襲來之前，我就已意識到人類身處一個革命性的時刻，因為在平常被視為不可能或難以想像的事情不只變成了唯一的可能，還可能成為了必須。後來新冠肺炎發生了，完全擾亂了人們的生活，並強迫大家改變生活型態，這從來沒有發生過，是前所未見的，而且這真的威脅到人類文明的存亡。

施密茲：如果各國政府當時有準備，這個危機有可能被避免嗎？

索羅斯：人類從黑死病肆虐以來經歷個許多大型流感，其實在19世紀時非常普遍，然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發生了西班牙流感，實際上這個流感有三波，其中第二波是最致命的，造成數百萬人死亡。還有其他嚴重的疫情爆發了，例如10年前才發生的豬流感，所以令人驚訝的是，各國對這種疫情多麽的準備不足。

施密茲：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否就是不確定如何因應疫情，還有不知道如何面對接下來的數月甚或是數年？

索羅斯：這個問題的確很嚴重，人類的學習速度非常快，而且與病毒剛出現時相比，現在對它的了解已多很多，但由於病毒本身變化迅速，所以像是在朝著不斷移動的目標射擊，開發疫苗需要很長的時間，即使已開發出一種疫苗，吾人也必須學習每年如何研發、更新它，因為這種病毒很可能會突變。

這就是每年處理流感疫苗的方式。

施密茲：這個危機會改變資本主義的本質嗎？新冠肺炎造成現在災難性的經濟衰退前，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缺點其實已掀起討論。

索羅斯：人類回不去疫情開始前原本的狀態，這是可以肯定的，但這是唯一可以確定的事情，其他一切都充滿不確定性。

我想沒有人知道資本主義會如何演變。

施密茲：這個危機是否可能使人們和國家彼此更緊密呢？

索羅斯：長期來看是可以的。在這個時刻，人們被恐懼主宰，恐懼又時常使人們傷害自己，這個無論是對個人或是體制、國家或人性本身都是同樣的情況。

施密茲：你所說的現象是不是可以在中美間互相責怪病毒來源的情況中看見？

索羅斯：中美之間不斷的衝突使情況變得複雜，因為應該在氣候變遷和研發新冠肺炎疫苗方面共同努力。但是，顯然的，人們無法合作，因為已在爭奪誰要開發和使用疫苗。

現在談的是兩種非常不同的政府體制，即民主體制和……

施密茲：專制體制？

索羅斯：對的，這使一切變得更加困難。很多人說應該與中國密切合作，但是我不贊成這麼做，人類必須保護民主、開放的社會，同時，人們必須找到方法，共同對抗氣候變遷和新冠病毒，這並不容易，我很同情中國人，因為他們被獨裁者習近平統治。

我認為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中國人對此非常憤慨，公眾也仍然很氣習近平，因為他隱瞞著肺炎疫情直到農曆新年之後。

施密茲：隨著中國意識到這次處理危機的方式不盡理想，習近平的權力會示弱嗎？

索羅斯：會的，當習近平廢除任期限制，並在本質上任命自己為終身總統時，他摧毀了最重要且最有野心的幾個人，在一個非常狹窄和競爭激烈的精英階層中的政治前途，這是他犯下的重大錯誤。所以，是的，他在某種程度上非常強勢，但同時又非常脆弱，現在也許就很脆弱。

我密切關注中國領導人內部的鬥爭，因為我和那些相信開放社會（an open society）的人站在同一邊，中國也有很多人也非常贊成開放的社會。

施密茲：然而，現在的美國總統也沒有真的反映出自由開放的社會的價值⋯⋯

索羅斯：好吧，我希望這不會持續太久，川普想當一個獨裁者，但是他不能成為獨裁者，因為美國仍然有一部人們尊重的憲法，憲法將阻止川普做某些事情，但這並不表示他不會嘗試，因為他真的是在為自己的生命而戰。

要補充的是，我相信川普會毀了他自己，而且他已超出了我最瘋狂的想像程度。

施密茲：歐盟，也同時也是你非常在乎的家鄉，在這次的全球權力角逐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索羅斯：我特別關注歐盟的存亡因為它是一個不完整的聯盟（an incomplete union），它先前還在創立中，但是創立的過程從未完成，使得歐洲異常的脆弱，歐洲甚至比美國更脆弱，不僅因為它是一個不完整的聯盟，還有因為它基於法治。

正義之輪輪轉的非常緩慢，但像是新冠病毒的威脅則移動的非常迅速，這給歐盟帶來一個特殊的問題。

施密茲：日前德國聯邦憲法法院（Federal Constitutional Court）對歐洲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的最新裁定引發了轟動，你多重視這個事件？

索羅斯：我非常重視。這項裁決構成了威脅，有可能會破壞歐盟作為一個以法治為基礎的機構。這恰恰是因為裁決是由德國憲法法院所裁定的，德國憲法法院是德國最受尊敬的機構。在作出判決之前，它先諮詢了歐洲法院，然後決定質疑它的判決。

因此，現在假若德國憲法法院和歐洲法院發生衝突，哪個法院有優先權？

施密茲：技術上來說，《歐洲聯盟條約》賦予歐洲法院在這個範疇至高的地位，這是很清楚的。

索羅斯：沒錯。德國加入歐盟時，它便承諾要遵守歐洲法律。但是這次的裁決提出了一個更大的問題：如果德國法院可以質疑歐洲法院的裁決，其他國家是否可以跟進？即使歐盟對匈牙利和波蘭法院的合法性提出質疑，這兩國是否可以決定要遵循歐洲法律，還是要遵循自己的法院？

這個問題觸及歐盟的核心，因為它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上。

波蘭成功應對這個情況，並宣稱波蘭由政府控制的法院和歐洲法律相比是至高無上的。在匈牙利，奧爾班（Viktor Orbán）已利用新冠肺炎危機和被困住的議會任命自己為獨裁者。

國會不停開會，用橡皮圖章照例批准他的法令，這顯然違反了歐洲法律，如果德國法院的裁決阻止歐盟介入這些事態的發展，那麼這將是歐盟的盡頭。

施密茲：歐洲中央銀行需要因為這次裁決而改變它的政策嗎？

索羅斯：沒有這個必要。這項裁決只要求歐洲央行證明它目前實施的貨幣政策是合理的，它有三個月可以證明，這會消耗歐洲央行很大精神，尤其它還是歐洲唯一真正正常運轉的機構，而且可以提供危機所需的財政資源。所以，它應該集中精力幫助歐洲建立復興基金。

施密茲：你有沒有任何建議，說明這些財政資源可以從哪裡獲得？

索羅斯：我曾經提議歐盟應該發行永久債券（perpetual bonds），雖然我現在認為它們應該被稱為「永續債券」（Consols），因為這種債券已於1751年起在英國，以及1870年代在美國以永續債券的名稱被有效的使用。

永久債券現在跟「新冠債券」（Coronabonds）混淆。

新冠債券已遭歐洲理事會否決，而且理由充分，因為它們意味著變向的累積債務，而這是成員國不願意接受的，這破壞了永續債權的相關討論。

我認為當前的困境強化了我支持永續債券的立場，德國法院表示歐洲央行的行動是合法的，因為符合規定，也就是債券收購的比例和成員國在歐洲央行中的持股比例相同。但是這很明顯的代表所有歐洲央行的花費如果不和「資本金比例」（Capital Key）成比，都有可能受到質疑並被視為越權。

我提議的這種債券可以避免這種問題，因為它們將由整歐盟發行，所以直接成比例，並且比例保持不變。成員國只需要支付年利率，年利率又極低——比如說0.5%—讓成員國可以輕易地認購債券，無論是一致認同或以多國部隊的形式。

歐盟執委會主席范德賴恩（Ursula von der Leyen）說道，歐洲需要大約1兆歐元（約合1.1兆美元）來對抗這次的疫情，她還認為應該再增加1兆歐元對抗氣候變遷。如果歐盟成員國批准，永續債券便可以提供這些金額。

不幸的是，德國以及以荷蘭為首的「漢薩同盟（Hanseatic League）」國家堅決反對。他們應該再三考慮。歐盟現在正在考慮將預算增加一倍，這只能提供約1000億歐元，是永久債券所能提供的收益的1/10。

那些希望把他們對歐盟預算的貢獻保持在最低水平的人應該支持永續債券，他們會必須要准某些稅項，例如金融交易稅，才能提供歐盟它所需資源並保持它的信用。但是這些稅不一定需要被課徵，它們會被永續債券取代。這幾方和歐洲的其他國家都將富裕起來。每年50億歐元的款額現值將不斷下降，而這筆年付金額將供給歐盟它所需的1兆歐元，其中的成本效益比是非常驚人的。

施密茲：當歐盟放寬它對國家資金補助的規定，有超過一半的申請是由德國提出的。有一些人認為這破壞了單一市場的原則，因為它給予德國不公平的待遇。你認為呢？

索羅斯：我同意他們的說法。這對義大利來說特別不公平，因為它原本已經是歐洲病夫，然後又是被疫情影響最嚴重的，境內北方聯盟（Lega）領袖薩爾維尼（Matteo Salvini）正在鼓動義大利退出歐元區以及歐盟，幸運的是，自從他離開政府以後便不受歡迎，不過他的擁護者則是越來越多人在追隨。

這對歐盟的生存來說是另一種威脅。沒有義大利的歐洲將剩下什麼？義大利甚至曾經是最挺歐洲的國家。義大利人信任歐洲超過信任自己的政府。但是在2015年的難民危機中，他們受到了惡劣的對待。就是在當時，他們轉向薩爾維尼的極右派北方聯盟，以及民粹主義的五星運動（Five Star Movement）。

施密茲：你聽起來非常的悲觀。

索羅斯：相差甚遠。我意識到歐洲面臨著數個威脅它生存的挑戰，這不是個比喻，這是現實，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判決只是最近期的挑戰。一旦人們發現這點，也許就能夠承擔挑戰。

身處特殊情況，便能採取特殊措施，這肯定適用於永續債券，因為它不該在平常的時候發行，但目前則是理想的發行時機，只要我能提出發行永續債券的措施，就不會放棄希望。

（翻譯：陳悅翔，責任編輯：簡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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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The Crisis of a Lifetime》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