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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永寬

 

● 南韓前外交部長

● 國立首爾大學國際關係學榮譽教授

回顧過去，中國共產黨（CPC）對香港實施新國安法的決定似乎是命中註定的。

從歷史上看，新興大國在經濟發展達到一定階段後，總是試圖擴大地緣政治的影響範圍。中國廢除「一國兩制」，讓香港適用統一的法律與規範，從來只是時間問題。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美國在過去12年內的頹敗和衰落：從2008年金融危機到川普任期至今，給了中國一個加速戰略擴張的絕佳機會，儘管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一直向世界保證，太平洋大到可以容納中美兩國，但他的實際政策往往與此相反。

除了南海軍事化，他標誌性的「一帶一路」倡議旨在讓中國成為整個歐亞大陸的節點（the nodal point）。

既然中國國家領導人已決定解決香港問題的底線是什麼，那麼他的注意力很可能將轉向臺灣，並相信奉行孤立主義、心不在焉的川普政府不會採取任何行動。

但美國已注意中國的咄咄逼人。

20年來，美國決策者一直希望中國成為世界經濟中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但現在他們終於確定這不可能了，自2018年3月中國共產黨決定廢除主席的任期限制時，美國外交政策機構已不再期望中美間存在既定的趨同。

與此同時，川普的貿易戰開啟了中美關係日益對立的新階段，新冠肺炎大流行為美國對中對抗政策提供了新的動力。因此，一種戰略共識已在亞洲形成，即該地區將成為已經開始的新冷戰的中心「戰場（battlefield）」。

為了理解即將到來的衝突本質，亞洲的領導人、以及世界其他地區領導人，都應該關注中美競爭的三個不同但相互關聯的領域：政治軍事、經濟和意識形態。

在政治軍事層面，關鍵問題是中國是否會努力將美國驅逐出亞洲，從而成為該地區不可挑戰的霸主，否則，中國將試圖削弱美國在韓國、日本、菲律賓以及東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內部的安全承諾。

但假若中國共產黨的侵略手段繼續升級，它可能會促使周邊國家組成新的反中聯盟，並以某種方式與美國結盟。如果發生這種情況，中國與美國和平共處將變得極其困難。

更糟糕的是，亞洲的新冷戰有可能惡化為一場無意中爆發的熱戰。

第二個令人擔憂的領域是經濟。政治軍事層面的任何對抗，必然加速脫鉤進程，將該地區的正和經濟（positive-sum）轉變為負和經濟（negative-sum），許多亞洲國家從與中國深化關係中獲得了經濟利益，儘管它們的安全仍依賴於美國。

對這些國家來說，與中國徹底決裂的代價尤其高昂、複雜和危險，這將使他們有可能抵制美國為了加快全面脫鉤做出的努力，轉而支持一種更有限度的方式，即把與安全相關的敏感高科技產業作為對抗的目標。

美國立場的不確定將無助於問題的解決。

亞洲決策者一直在想，美國何時才能對其所尋求的後脫鉤時代（post-decoupling era）有一個清晰而全面的願景。

川普政府表示，希望在該地區建立一個新的「經濟繁榮網路（Economic Prosperity Network）」，但這種安排是否會仍遵循川普政府政策一貫的單邊性、交易性以及「美國優先」的特點，仍有待觀察。

如果是這樣的話，亞洲各國政府將不太願意簽署協議。

過去3年裡，川普辜負了亞洲國家對美國的善意，大大限縮了在安全問題上達成共識的空間。

政治軍事層面是新冷戰的決定因素，經濟是依賴因素，意識形態對抗將發揮強化作用。同樣，關鍵問題是中國將在多大程度上推廣其「威權資本主義（authoritarian capitalism）」模式，作為比自由民主更優越的選擇。

如果中國像當年的蘇聯那樣大力推行治理模式，新冷戰將擁有美蘇冷戰時的所有要素以及緊張局勢，中國越是自信地推銷自己的模式，民主國家就越有可能以自己意識形態體系的名義聯合起來反對它。

可以肯定的是，世界上主要的民主國家在當前的新冠肺炎危機中並沒有表現得很好。

但民主原則（如尊重人權、公民自由和法治）是普遍的價值觀，在亞洲仍獲得了廣泛的支持，尤其是與威權主義相比。中國固有的採掘型政府（extractive state）將難以創造條件，讓個人能夠充分發揮潛能，結構性限制將阻礙中國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發達經濟體的抱負。

以上衝突的三個方面將如何相互作用還有待觀察。

亞洲領導人需要謹慎行事，認識到形勢的不確定性，並為不同的情況做好準備，當然，如果美國或中國表現得更謙遜一點也不會受到傷害，然而，可悲的是，目前中美領導人的性格都非如此，但是這對於避免意外災難是絕對必要的。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he Shape of Asia’s New Cold War》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