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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曼

 

• MAVA基金會總裁

科學家們十分確定，破壞自然讓人類越來越容易受到諸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舊稱武漢肺炎）疫情大流行的影響，此種疾病讓全世界數百萬人患病，數十萬人死亡，並摧毀了無數人的生活。

這也將阻礙長期的經濟復甦，因為在某種程度上，世上逾半的GDP依賴於大自然，新冠肺炎病危機是否可以敲響警鐘，讓人類有機會改變現有方針？

儘管政客聲稱，這種規模的大流行是無法預見的，但許多專家認為，鑒於人畜共患疾病（由從其他動物傳染給人類的病原體引起）的擴散，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60%以上的新型傳染病源自動物。

這一趨勢與人類活動直接相關，從集約農業（intensive farming）、森林砍伐、採礦和對野生動物的剝削，自認「一切如常（）」的破壞性做法讓人們與動物更加密切地接觸，為疾病的蔓延創造了理想的條件。

從這個意義上說，伊波拉病毒（Ebola）、愛滋病病毒、嚴重急性呼吸症候群（SARS）、中東呼吸症候群（MERS）等，這些源於動物的傳染病都是全球輕忽的警告。

但新冠肺炎病可能會有所不同。

畢竟，它比任何一種疾病都更清楚地表明，人類健康繁榮與地球間根本的聯繫，以及，這讓人們變得多麼脆弱，認為環保會使經濟崩潰的說法不僅目光短淺，同時事與願違，恰恰對環境的破壞才導致了世界經濟停滯。

此外，與之前的疾病爆發不同，新冠肺炎已促使各國政府進行前所未有的國家干預，各國政府正在制定和實施全面恢復戰略，這為人們在經濟體系中強調環境保護和恢復提供了絕妙的機會。

制定復甦戰略應遵循兩個原則。

首先，僅靠刺激是不夠的，在企業和投資者的積極參與下制定的更佳環保法規也是至關重要的，其次，公共支出應該以更好地平衡社會健康、經濟健康和環境健康的方式進行分配。

這意味著，人類必須投資綠色產業，尤其是那些讓我們向迴圈經濟（circular economy）邁進的產業。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史特恩（Nicholas Stern）等知名經濟學家發現，與傳統的財政刺激方案相比，綠色復甦方案將提供更高的回報率、更多的短期就業機會，並可以更佳地節約長期成本（long-term cost）。

例如，建設清潔能源基礎設施（特別勞動密集型的活動），1美元創造的就業機會，是投資建設化石能源基礎設施的2倍。

其他優先事項還包括對自然資本的投資，例如大規模恢復森林生態系統，這將產生許多有價值的好處，從增強生物多樣性、緩解洪水到吸收大氣中的二氧化碳。

此外，銀行和其他金融實體應對助長自然、氣候危機的放貸行為負責。

部分決策者認識了這一點。

國際貨幣基金（IMF）公佈了綠色復甦的總體指導方針，IMF總裁喬奧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呼籲在企業救助時附加環境條件，法國政府已採取這種方法。

此外，歐盟正在制定一項新冠肺炎病綠色復甦計畫，以補充旨在恢復生物多樣性、加速向零碳經濟轉型的歐洲綠色協議，由歐洲180位政治家、企業、工會、運動團體和智庫組成的團體最近發表了一封公開信，敦促歐盟領導人採取綠色刺激措施。

為了實現可持續的全球復甦，更多的政府需要採取綠色復甦政策。

然而，到目前為止，許多人正在做相反的事情，把資源引向對環境有害的行業和活動。

例如，根據史蒂格利茨和史特恩的研究，航空公司無條件的救助在經濟影響、速度和氣候指標方面表現最差，然而，數十億美元卻流向了航空公司，而且往往沒有附加條件。

事實上，最近的綠色刺激指數（Green Stimulus Index）顯示，到目前為止，16個主要經濟體實施的刺激支出中，超過1/4可能會造成重大和持久的環境破壞，部分國家（例如川普（Donald Trump）領導的美國政府）也放鬆了現存的環保規定，以幫助主要污染企業恢復元氣。

這種做法的合理性越來越沒有根據。

別忘了，就在大流行之前，各國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野火和毀滅性的洪水，隨著氣候變化的推進，這些災難的極端天氣事件將變得更加頻繁和嚴重。

政客和既得利益集團可以試圖轉移人們對未來挑戰的注意力，但這並不能防止未來的危機。

未來的危機當然不會等到這危機完全恢復後才降臨，相反的，恢復正常商業往來反倒加速它們的到來。

人們現在必須建立更具韌性的體系，而非繼續從危機蹣跚前行到下一個危機，將環境保護和恢復放在目前疫情恢復的論述中心，才是完美的開始。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he Planet After the Pandemic》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