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爾德
● 瑞典前總理
● 瑞典前外交部長
透過將聖索菲亞大教堂(Hagia Sophia)改建為清真寺,並在鏡頭前舉行慶祝祈禱,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似乎急切地想要轉移外界對土國陷入新一輪嚴重政治、金融動盪的注意力。
聖索菲亞大教堂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西元6世紀,在過去近千年的時間裡,它繼承了羅馬和拜占庭帝國(the Byzantine Empire)的傳統,一直被譽為基督教世界最宏偉、也最著名的教堂之一。
1453年,鄂圖曼土耳其人(Ottomans)征服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期間,聖索菲亞大教堂首次改建為清真寺,但在一次大戰鄂圖曼帝國崩潰後,現代土耳其的開國元勳凱莫爾(Kemal Atatürk)決定改建為一座博物館。
凱莫爾試圖創建一個能在現代世界中蓬勃發展的世俗的土耳其。
這需要彌合歷史分歧,也意味著,聖索菲亞大教堂既不能是教堂也不能是清真寺,作為博物館,便可以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從而既是土耳其歷史的化身,又象徵具前瞻性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
透過推翻凱莫爾在上述領域所設定的目標,埃爾多安正試圖向外界證明,一場涉及基本方向改變的土耳其變革正在悄然發生,畢竟,伊斯坦堡(Istanbul)似乎並不缺乏龐大、宏偉且歷史悠久的清真寺。
由鄂圖曼建築大師錫南(Sinan)所設計的清真寺,就坐落在聖索菲亞大教堂附近。
10餘年來,土耳其始終致力於讓國內民主改革和與歐洲其他國家保持一致,為此,甚至不惜修改憲法,於2005年啟動談判希望加入歐盟,當時,這個國家所發生的巨變在外人看來,既令人歡欣鼓舞,留下的印象也頗深。
但那些充滿希望的日子已經過去。
埃爾多安所領導的土耳其不僅沒有實現現代化、或逐漸向歐洲國家靠攏,反而一步步陷入到中東的泥淖,上述變化存在諸多原因,不能全部歸因於某人,土國圍繞庫德族問題(the Kurdish question)的官方對話已然破裂,2016年夏天,隸屬秘密古倫運動(Gülen movement)的軍隊企圖發動政變。
作為埃爾多安曾經的重要夥伴,古倫派的奪權導致土國朝威權主義方向發生了決定性的傾斜,埃爾多安迅速集中政府權力,並藉助大規模掃蕩國家、社會來鞏固自己的政權。
不久,埃爾多安又成功修改憲法,確立了總統制政治體系,2011年來在敘利亞肆虐的內戰也愈趨蔓延越過敘土邊境,以多種破壞性的方式將土耳其捲入衝突,從而導致局面進一步複雜化。
儘管存在缺陷且近來屢屢令人失望,土耳其仍是實行選舉制的國家,埃爾多安所領導的正義與發展黨(AKP)逐漸失去了民眾的支持,在2019年舉行的市政選舉中,AKP失去了對土國主要城市的首長寶座。
曾經作為埃爾多安可靠盟友且備受尊敬的政治領袖,包括前總統居爾(Abdullah Gül)、前副總理巴坎(Ali Babacan)、前總理達武特奧盧(Ahmet Davutoğlu)均背棄埃爾多安另組新政黨,挑戰AKP的特權。
隨著支持率不斷下降,即使擁有AKP目前聯盟夥伴,極右翼民族主義運動黨(MHP)的支持,埃爾多安也不太可能再度當選。
利用聖索菲亞大教堂改頭換面之類的政治策略來鞏固宗教保守民族主義大本營,也許不會有太大幫助,進一步入侵敘利亞、在利比亞進行冒險行動同樣幫助不大,上述策略在鞏固民眾支持方面都無法獲得太多支持。
城市年輕選民已經(或正在)成群結隊地放棄對AKP的支持。
因此,不可避免的結果就是土耳其註定走向政治分裂,這或許意味著向不那麼集中的治理安排過渡,重新回到現代化和與歐洲保持一致的道路,土耳其的友好國家應當支持這樣的結果。
但既然埃爾多安知道政權的生存已岌岌可危,土耳其也有可能朝著更戲劇化、更令人不安的情況發展。
不排除埃爾多安乾脆拒絕接受選舉不利結果的可能性。
除政局緊張不斷加劇外,由於境內銀行提供大量信貸維繫的財政、外部赤字不斷增加,土耳其正在醞釀一場經濟危機。
債務負擔早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前就已成為大問題,現在無疑已進一步加劇,近日,由土耳其階段性盟友卡達(Qatar)提供的150億美元貸款,將在一定時期內有所幫助,但目前的局勢不能(也不會)持久。
除去上述直接的不穩定因素外,加入歐盟的程序仍深陷凍結,隨著土美兩國關係自一次外交危機跌落到另一次外交危機,兩國也變得越來越緊張了。
儘管如此,土耳其社會顯然已做好了變革準備,重大戲劇性的變革在土耳其現代歷史中,並非史無前例。
土耳其社會仍具龐大的人文潛力,鑒於地跨歐洲、亞洲、中東,地緣政治價值無人可以忽略,目前來看,土耳其正醞釀著一場政治和金融危機。
慮及近幾年發生的一切,這算是個好消息,部分因素遲早會讓土耳其的政局走上正軌。
(原標題為《Turkey’s Approaching Crossroad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