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是四川的一個小城。」他說。

他的外曾祖父是當地有名的中醫師，因為是地主，所以掃街20年，外公擔任小學老師。家庭成分不好，母親高中畢業後沒辦法念大學，只能找到修水壩的工作。

父親出身貧困的農民家庭，在寡母的扶持下念到大學，成為工程師。父母都在外地工作，余杰從小給外婆照顧，這個家庭經受過幾十年的政治動盪，想必對政治拒而遠之吧？我問余杰。

看《河殤》、聽BBC　六四後決心念北大

非常意外地，他搖搖頭，「我成長的80年代，是很寬鬆的。」他還記得80年代中國啟蒙主義的經典紀錄片《河殤》，在央視半夜12點播出時，全家人撐著不睡也要看的那種盛況。

「89年前後，周圍的人都在偷聽BBC、美國之音。」他回憶，六四事件震驚了全中國，肅殺的氣氛沒有嚇倒他，還在念中學的余杰竟立志「一定要去念北大」。

一個四川孩子想去北京是不容易，「四川有1億人，北京大學只開40個名額。」他說：「考上北大後，我發現，我比同學多100多分。」

這個來自四川的孩子對北京大學十分失望，千辛萬苦地考上了，但是六四後的北京大學校園一片肅殺，就在這時候，余杰發現學校有個「台港文獻中心」，和管理員混熟以後，他成了常客，舉凡《自由中國》等雜誌及出版品在此一應俱全，台灣自由派學者的文章，竟成了余杰的養成土壤。

看著看著，自己也寫了許多篇，刻鋼板印了100本分送朋友，其中一個朋友拿給出版商看，那個出版商就來找余杰，說「我幫你出版吧。」

推《火與冰》狂銷千萬冊　堪稱中國青年聖經

這本轟動中國，可以說是「年輕一代被壓抑的心聲」的作品，就是《火與冰》，余杰估計，加上盜版，全中國應該印出了200、300萬本，甚至上千萬本。

「不過印多少本我也不知道，因為去問印刷廠他們永遠說1萬本，然後2萬塊把版權賣斷了。」他微笑。

對許多中國青年來說，《火與冰》是他們的啟蒙之書，事實上，這本書也是余杰的鑰匙；打開了他這一生行走於《火與冰》之上，為了追尋愛與信仰，屢戰屢敗，流亡的道路。

「那時候劉曉波在獄中，他的妻子劉霞買了這本書寄給他看。」

「劉曉波出獄後，便打電話給我。」余杰說。

劉曉波劈頭就把余杰罵了一通，「他說我在吹捧老師，說我許多觀點不對……。」講起與劉曉波的相識，余杰尷尬地笑了一聲。

雖然初識是如此尷尬的場面，可是關心中國民主化的兩人，終究「還是走到了一起」。

「我們共同的朋友約我們一同吃飯，我們倆的妻子也都來了，漸漸的化解了尷尬的氣氛。」那時候，劉曉波已經是名滿全球的政治犯，而余杰不過才24歲，是一個研究所剛畢業的文科學生。從此，余杰跟隨著劉曉波的腳步，兩人亦師亦友，劉曉波擔任獨立中文筆會會長時，余杰就當他的副會長。

發表人權報告前被抓　從此「隱形」中國

2004年，余杰與近10位朋友準備在中國發表人權報告，「那一年的12月左右，國保來到我家，在我岳父岳母面前把我抓走。」

「我岳父的爸爸是一個中學校長，反右運動（1957）時自殺，連屍體都找不到。他們非常驚慌，馬上燒掉我10幾本日記，沖進馬桶。」

「沖得太多，馬桶都堵住了。」余杰自嘲地苦笑了一聲。

從此開始，余杰也成為國保監視的對象，「我們在這桌吃飯，他們就坐在隔壁桌。」余杰舉起手指點著面前的咖啡桌，又轉身比比隔壁的桌子，相距不過10幾公分。他所住的小區成了重點監視對象，他平常不能夠離開小區，離開要申請。

接著，他的文章也不能在中國發表了，「從2004年開始，我在中國就是個隱形人了。」他說。

《零八憲章》網路發酵　劉曉波旋即被捕

即使如此，他與劉曉波仍然熱烈地進行著《零八憲章》的討論，「我們每個人的家都被監視著，電話也被監聽了，所以如果我們要討論，就約在朋友開的餐廳的小隔間裡。」他說。

每次都約些不同的人，這次是作家，下一次可能是新聞界，再下一次可能是教會……。

「覺醒的中國公民日漸清楚地認識到，自由、平等、人權是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民主、共和、憲政是現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構。

 

抽離了這些普世價值和基本政制架構的『現代化』，是剝奪人的權利、腐蝕人性、摧毀人的尊嚴的災難過程。」—《零八憲章前言》

這篇政治宣言讀起來盪氣迴腸，我想不只是義正辭嚴的緣故，而是因為裡面充滿了愛：顧念著每個人的意見、尊嚴與感情。

可是，中國民運人士很有愛，中國政府卻不是這樣子想事情；中國共產黨對不同意見的處理方式一向是「要把敵人消滅乾淨」（少年先鋒隊隊歌）。

《零八憲章》在網路上公開的幾小時內，劉曉波即被逮捕。（接續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