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回憶錄:余英時與《九十年代》

李怡 2022年06月07日 07:00:00
1982年十月,作者訪問余英時教授。(圖片由作者提供)

1982年十月,作者訪問余英時教授。(圖片由作者提供)

中國思想、文化史泰斗余英時先生,於2021年8月1日辭世。歿後大半年來,網上關於余先生的話題不絕,台灣陸續有關於他的出版物,連他平日的閒談都出了「談話錄」,掀起台灣和海外讀書界的一陣「余英時熱」。

 

新出版顏擇雅編的《余英時評政治現實》,收錄了余先生歷來對時政的評論文章和訪談,包括從未公開發表過的、2020年書面回答香港某媒體的「展望香港的前景」。當時《香港國安法》已經生效。那是余先生去世前約一年,健康狀況相信已不佳。他回信說為答所提問題花了許多時間,「但你們如果覺得不合用,就請棄之字紙桶中,我決不介意,不過請告訴我一聲,我可以留作他用。我是因為香港是我的一個故鄉,才為此全心全力完成此文。」

 

此文果然沒有用。我讀到這裡,真是心有戚戚焉。從最自由的地方,淪為最不自由的地方之一,真個是只在頃刻之間。

 

書中最後一篇,是我1982年10月對余先生的訪談。此文發表在《七十年代》1983年3月號,原題為《訪余英時談傳統文化與現實政治》,很可能是余先生以歷史學者的身份,最早提出對時政的批判性意見的談話。談話頗長,錄音整理後給余先生過目及補充。這篇文章1990年收在我的《知識分子與中國》一書中,2019年香港青年作家陳雅明為我編了一本《李怡語粹》,收進三篇訪談錄,包括徐復觀、勞思光和這篇余英時的訪談。

 

我在前文中,曾說過深受徐、勞兩位教授的影響。但其實應該還加上一位余英時先生。只不過我與余先生接觸不多,較少私人交往而已。

 

1982年訪談的內容很廣闊,他最後總結說「關心中國前途的人不能沒有歷史文化的深度」。我想他這句話若換一個講法,就是具有歷史文化深度的人,不能不關心中國、台灣、香港的前途。也許這是他以後更關注兩岸三地局勢的變化,願意接受關於時政的訪談和邀稿的原因。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說,「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沒有從歷史中吸取任何教訓。」這句話說明人類社會的悲劇何以會不斷重覆出現的原因,也說明歷史教訓對人類社會是何等重要。然而,在專權政治下,歷史著述大都為當權者服務。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的名句是:「誰能掌握過去,就能夠掌握未來;而誰能掌握現在,就能掌握過去。」掌握歷史的話語權,對許多國家掌權者來說至關重要。

 

因此,一個學貫中西,真正認識歷史真相,又能夠誠實地以古鑑今的學者,他能夠評論時政,對人們思想的導正,是多麼重要。我個人在余先生評論政治現實的訪談和文章中,也受到很大啟發,思想獲益匪淺。

 

比如在1982年訪談中,談到中國的統一問題。當時我已經從政治現實中,認識到在專制政權仍然存在的情況下,中國絕不該尋求統一。但在海峽兩岸都實現了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的情況下,如徐復觀先生所言,統一就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深諳歷史的余先生就認為,天經地義的大一統,無形中也淹沒了很多東西,「很早的統一,書同文,車同軌,人們歌頌秦始皇的功業,把很多地方文化、地方特性都埋沒了」。他認為,今天對統一問題應該採取開放態度加以研究,「不能武斷地、不加思索地認為統一就是天經地義……。如果用政治強力來統一香港、台灣,恐怕不用幾年,現在這些多姿多彩的文化形態和生活方式便都消失了」。

 

余英時為《九十年代》台灣版題字。(圖片由作者提供)

 

這以後,余先生給《九十年代》寫過好幾篇文章,也接受過我幾次電話和面對面的訪談。1990年六四週年,他給我們寫了文章。《九十年代》台灣版創刊,他也寫了篇短文勉勵。1991年2月,我參加夏威夷大學一個有中港台與海外著名學者參與的《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反思》研討會,與余先生相處了幾天,深感他溫良隨和。他應我邀請,爽快為我們台版的週年題字,上寫:「一言可以興邦 一言亦可以喪邦 故立言者不可不慎也」。

 

余先生最重要的議論時政的長文,是1996年中共因台灣舉行總統直選而向台海發射飛彈,余先生在三至五月共寫了三篇文章,分別在北美《民主中國》網頁和台灣《中國時報》發表。《九十年代》在1996年11月號節錄了余先生其中一文《海峽危機今昔談》的若干段落。我也用電話訪問余先生請教他「中國人能否超越民族主義激情」。

 

余先生文章引用一位美國社會學家管禮雅(Liah Greenfeld)提出的「羨憎交織」的觀念,即企羨與憎恨的心理交織在一起又長期受到壓制,不能痛快表達出來。他說,今天不少中國人對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激盪著一股難以遏制的「羨憎交織」情結,而中共就把這種情緒導入「反西方」「反台灣」的軌道。他認為,中國大陸現在的民族主義,不是抗戰時代或之前的自衛的民族主義,而是進攻的民族主義,與希特勒當年運用的民族主義「先後如出一轍」。

 

余先生三篇文章發表後,中共官方的《瞭望》週刊指斥余英時「為西方極少數反華仇華勢力充當急先鋒」,「連西方反華勢力的人士也不敢如此放肆」。但純粹是混罵,對余先生提出的論點全無觸及。

 

余先生在接受我的訪問時說:「因為我批評得對,它才有這樣的反應。如果說不中,它何必反應呢?」

 

「智者師歷史,愚者師經驗」。我辦雜誌和寫評論數十年,若還算有點智慧的話,那麼部分的智慧,是得自於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去批判現實政治的余英時先生的。(失敗者回憶錄149)

 

※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專欄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近年在香港蘋果日報撰寫社論、專欄,時常批評當道,立場反共。李怡近年移居台灣,持續發表他個人的「失敗者回憶錄」系列文章,本報從第91篇開始連載,前90篇則連載於《風傳媒》。

 

關鍵字: 余英時 九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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