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的黑色幽默──安德烈．庫爾科夫

被西方評論家譽為具杜思妥也夫斯基與卡夫卡之風的烏克蘭小說家安德烈．庫爾科夫(Andrey Kurkov)，針對基輔獨立廣場人民革命曾說：「獨立廣場是一所革命學校，裡面有不少瘋狂的人與個性鮮明的人物，不過也有許多人是來這裡鞏固他們的行動...這場革命是一種社會爆炸...尤努科維奇與其同夥完全跟不上時代，他是烏克蘭史上最被痛恨與最不受外國尊敬的政客。」

庫爾科夫是獨立廣場的常客，同時也是2004年橘色革命的活躍份子。他的積極參與橘色革命導致他的書在俄羅斯銷售跌到谷底，但仍不改其志。

庫爾科夫1961年生於俄羅斯聖彼得堡，在基輔長大，父親是試飛員，母親是醫師，妻子是英國人，育有三個孩子。他對自己的身份認同依次是：歐洲人、烏克蘭人，最後是俄羅斯血統。他從基輔外語學校畢業後，因熟悉日文，服役時KGB要他到該單位當翻譯員，他想辦法抵抗，最後在一間監獄當守衛，擔任守衛期間，寫下五本童書。退役後當過記者與電影攝影師，後來專事寫作。他是烏克蘭有史以來最受歡迎與享負盛譽的作家之一，作品已被翻譯成25國語言。他也是歐洲暢銷作家前十名裡唯一一位俄語作家。

事實上在他被歐洲世界接受前，十五年間收到五百封出版社與雜誌社的拒絕信。從1980年開始寫長篇小說，每寫完一部就寫信給歐洲的出版社，附上自傳與自己英譯小說中的幾章，持續這樣做一直到1997年，共寄給一千家。1997年終於有一家瑞士出版社接受，從此躍上世界級的地位。目前已出版13本小說。

他如何被拒五百次而仍持續不懈地寫呢？

他說：「我確定我是對的。我的手稿不斷被非法複製在全蘇聯境內流傳，也到處受邀演講。」他同時把收到拒絕信視為是未來成功的預兆，一種鍛鍊。「有了拒絕信表示有反饋，雖然這種反饋短期內是負面的，因為毫無反饋更糟糕。」

寫虛構故事的小說家，現實生活也很有故事性。1993年他向基輔的兩個朋友借了15,000美金自費出版花了四年苦心寫的、自己甚為滿意的一部長篇小說《比克佛爾德的世界》與一本童書，分別印行2,500冊與50,000冊。事實上長篇小說原有出版社要出版，約簽了，定金也付了，最後卻不出版，所以就自己出。他不僅自費，還租大卡車，將四百公斤的紙從火車上卸到卡車，同時在基輔鬧街旁兜售自己的書。還好，這部小說被選入俄羅斯文學布克獎名單。

經歷蘇聯解體後社會的混亂與暴力，目睹流氓橫行，政府貪腐黑幫化，走在街上每個人都可能死於暴力，他有幾個朋友就是被黑幫做掉。在這樣的環境生活，他以黑色樂觀自處，黑色樂觀(black optimist)是他的發明。黑色樂觀者就是確定船到橋頭自然直，但不確定船到時他是否存活下來，甚至正在思考樂觀時就吃到一顆子彈。這常是他小說的調性，比方他甚受英美讀者歡迎的小說：《死亡與企鵝》(Death and the Penguin)。

死亡與企鵝，一看到這個小說名稱立刻在我腦中升起黑白兩個顏色，嚴寒逼來。不過又帶有喜感，好似死亡隨伺在旁，企鵝哲學地走著，思索如何在惡劣環境中求活並有意義。

小說一開始我們就看到一顆石頭在小說主角維克多(Viktor)的腳邊著地，他在回家的路上，兩個遊手好閒的人向他丟石頭尋開心，終於回到家，開燈，沒電。黑暗中他聽到企鵝米沙不急不徐的腳步聲向他走來。

基輔動物園沒錢養動物，請市民領養，他前去，回來時身旁多了一隻國王企鵝，他跟牠取名米沙。女友離維克多而去一個禮拜後，米沙就跟他住，他們已相處一年多。企鵝米沙有自己的孤單，因此一個人與一隻企鵝的相處給人相互依賴的印象多於親暱。

一隻應在極地生活的企鵝，卻困在公寓裡，牠如何能不憂鬱呢？想想看牠一身的裝備都是為了極地生活，沒了冰天雪地，卻每天都要穿雪衣，不憂鬱也會躁鬱！

三十好幾的維克多，喜歡寫作，希望自己是成功的小說家，但寫出來的東西總是介於報刊文章與雜文之間，或許短篇故事可以寫得好，不過常常是太短，很快就斷氣。

有一天他接到一通電話，是當地首都新聞報的總編要見他，跟他要了地址派專車來接，他到了總編的辦公室。一陣寒暄，又是白蘭地又是咖啡後，總編說：

「這是極高機密。我們在尋找寫訃文的高手，簡潔大師，下筆活潑、簡練、出其不意。你明白嗎？由你起頭，為議員、流氓，還有文化人士寫訃文，當他們還活著。不過我要的是把這些死者寫得像是他們第一次躍然紙上。你寫的故事告訴我，你就是我要找的人。」

起薪是300塊，不用自己的名字，署名「一群友人」。維克多接下這份差事。

他寫得有口碑，連黑道都有門路找上他要他代寫訃文。有一天一個也叫米沙的男人來按門鈴，從此黑道的陰影隨行。這個米沙甚至把他的女兒桑雅丟給他，從此失蹤。維克多是個逆來順受的人，大好人一個，但沒什麼表情，像企鵝。

他為活人寫訃文，訃文一上報，被寫的人就死於非命。維克多察覺到自己身不由己地被捲入某種大陰謀，但他不能問，因為被總編告知，他一旦知道真相就沒命。故事要看到最後才知道這樣一個以文字維生的善良男子的結局。

當然讀者看完小說知道真相後，還是可以繼續過自己的生活。閱讀這本小說的樂趣之一是會一頁一頁地翻下去，然後就看完了。它迥非我們所知的那種大部頭的俄羅斯文學，而是以輕快、簡練的筆觸，面無表情的黑色幽默把我們帶進烏克蘭酒精、幫派、死亡與荒謬的氛圍與情境。

從《死亡與企鵝》，就可知道庫爾科夫的黑色樂觀實踐，社會是大染缸，黑色是人必須面對的顏色，但怎樣堅持去尋找微微星光來生活，這是任何善質的人的願望。這部以寫訃文為生帶出的情節就很有幽暗幽默氣氛，恍如電影情節。

現在烏克蘭遭受俄羅斯像幫派老大強要吞下克理米亞的衝擊，全國人民義憤之餘，除了找國際支援，更須要寫訃文的精神，也就是面對危險，生活還是要過，道理也要講，玩笑也要開。庫爾科夫寫作之路堪稱坎坷但終於實踐成功，他帶出來的烏克蘭黑色幽默正是目前苦難的烏克蘭所需要的，也值得包含台灣在內追求自由民主未竟的其他國家學習。

烏克蘭民族詩人謝甫琴科兩百週年紀念剛過，庫爾科夫正與之遙相呼應，為烏克蘭也為人類自由尋找生命之途。作家的精神價值在此。（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

※作者輔仁大學英美文學碩士，先後任教於文化大學、新竹教育大學並專事寫作。譯評有《這是我寫給世界的信》（艾蜜莉．狄金生書信選）、譯著《打破神話：台灣人的認同與國民黨殖民遺害》，與George W. Lytle合譯、評賞《艾蜜莉．狄金生詩選》、《我居住在可能裏：艾蜜莉．狄金生詩選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