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位外國著名學者聯合提名黎智英、李卓人、鄒幸彤、何桂藍和黃之鋒競逐今年諾貝爾和平獎，這是世界各國人士對香港人反獨裁爭自由的和平抗爭的高度讚賞。

提名人對香港人的抗爭很熟悉，這五位傑出民運人士具有各自的代表性，有男有女，有長者有青年，有記者有學生，有商人有勞工代表。香港抗爭者入獄或將入獄者數以千計，他們是這些人的代表，也是全體香港抗爭者的代表。

去年美國跨黨派議員也曾提名香港人角逐同一獎項，今年的提名是對香港人應得的這份殊榮的接力堅持。這個提名基於五義士的貢獻，也基於全體香港人共同的抗爭歷程。

香港反送中運動震驚全世界，香港人向全世界展示高度的政治質素，展示各種和平抗爭的可能性，贏得各國人民的讚賞與支持。因為武漢疫情肆虐，運動中途受阻，中共頒下國安法展開大抓捕，將運動打壓下去，但運動的影響力已波及全世界。

中共獨裁統治的真面目暴露無遺，一國兩制的謊言被揭穿，時至今日，中共已成為普世價值的公敵，這一切相當程度上是由香港人的抗爭引伸出來。

世界並沒有忘記我們，歷史也將記載我們的足跡。早前區家麟先生被捕，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要求香港特區政府釋放區家麟以及其他「因行使基本自由而被囚者」。美國政府為一位普通的香港新聞工作者發聲，這在外交上並非常見，證明得道多助，普世價值廣被世界，而美國政府對區家麟的聲援，正如提名黎智英等五位角逐和平獎一樣，都是一種道義力量的展示。

負責統籌提名信件的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Perry Link表示，在眾多受盡苦難的候選者中獲得獎項並非易事，但香港人是絶對實至名歸，尤其是他們本來可以選擇遠走高飛，卻留下來奮鬥，「這是最以身作則的例子，自願選擇入獄所作的犧牲令人驚嘆。」

「自願選擇入獄」是一種面對政治高壓的姿態，大義凜然，當仁不讓，以萬死之志行萬難之路，這是所有為抗暴政而身陷囹圄的志士共同的道德承擔。當戊戌變法失敗，梁啟超等人選擇流亡，譚嗣同選擇就義，他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黎智英等人的選擇，正與譚嗣同相同。砍頭是大痛苦，瞬間已成大義，坐牢也是大痛苦，是長時間的煎熬，比起砍頭，坐牢的痛苦考驗的是意志力，是忍耐的韌性，是對理想的堅執。因為追求真理的強烈願望凌駕一切，而喪失自由的精神痛苦，足以淹沒肉身的痛苦。

歷史學家陳寅恪為國學大師王國維自沉圓明園寫過一段著名的文字，他說：「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受之苦痛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相隔百年，這段話用來概括香港人仍十分貼切，舊香港生活方式喪失之痛苦，造就了香港人波瀾壯闊的抗爭。

共產黨專制統治造成香港人精神文化上的痛苦，這種痛苦造就了香港人的抗爭，香港人的抗爭引來中共的殘暴鎮壓，中共的鎮壓造成香港人更深沉的痛苦。所有這些痛苦，投射在香港人身上，最終由黎智英、李卓人、鄒幸彤、何桂藍、黃之鋒，以及更多知名不知名的民主派人士去承擔。

痛苦是共同的，承擔痛苦的份量不同，因為反送中運動而被捕入獄的手足，他們是替我們去承受肉體與精神痛苦的。選擇離開者無可厚非，可以離開而選擇留下，必是內心有更強烈的呼喚、更堅強的決心、更壯烈的人格力量。他們藉顯示自己的人格力量，來鼓舞香港人的民主訴求。

諾貝爾和平獎不僅是頒給對世界和平有貢獻的傑出人士，它更頒給百折不撓堅持普世價值的人，去年得獎的兩位記者，其得獎理由便是「表彰他們為維護民主與持久和平的先決條件──言論自由所做的努力」。

今年是兵凶戰危之年，俄烏戰爭未見盡頭，和平更是這個時代強烈的召喚，但和平不能建立在專制統治的基礎之上。在沒有自由的土地上，和平是沒有意義的，正如今日中國，即使沒有戰事，而中國人仍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香港也沒有戰爭，香港人的生活作息也沒有太大變化，但今日香港與港英時代已不可同日而語。香港人活在一個和平而窒息的環境之中，只有一個候選人的「民主選舉」正要舉行，政治文化上的管制進一步嚴苛，洗腦教育蓄勢待發，二十三條箭在弦上。在和平的香港，我們承受前所未有的痛苦，而黎智英們正因反抗暴政而承受加倍的痛苦。

這份提名不只是黎智英等人的榮譽，也是所有參與抗爭的香港人共同的榮譽，單是提名本身，已展示世界各國人民對我們的高度讚賞和道義支援。不論得不得獎，香港人都受之無愧：自由是和平的前提，痛苦是抗爭的動力，血寫的歷史，是天道循環的依據。

（本文授權轉載自作者臉書專頁／原標題：痛苦是抗爭的動力，自由是和平的前提——有感於黎智英等五位民運領袖獲提名諾貝爾和平獎）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報》副刊編輯、《文匯報》副刊編輯及天地圖書公司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