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中和男童「恩恩」因確診重症死亡，至今看到的是政治口水多於對生命的關懷；無獨有偶，中國於5月17日，發生類似的案例，看到的卻是檢討、調查、問責等。台灣引以自豪的是民主，民主的重要價值之一是人權，對生命的尊重，今天發生的男童「恩恩」案，明天可能發生在你我家庭當中，沒人希望悲劇再次重演，但沒有真相與改進方案，疫情持續燃燒，誰能保證悲劇不會再發生。

台灣民主發展會在選舉時發生分裂投票行為，也就是不以政黨為主要考量投票的依據，如果有兩張選票，不同選票會出現支持不同的政黨，過去也出現總統、立法院與市長等為不同政黨，台灣選舉制度也造成小黨林立，目前中央的執政黨與六都中，有三都的市長是與中央不同的政黨，難免出現中央在資源分配上出現「差異」。

新北中和男童「恩恩」染疫死亡案卻未發生中央與地方的「差異」、「不和諧」等問題，出現的是新北市政府對於疫情階段緊急送醫的處置流程是否有瑕疵，是否恩恩被延誤送醫，恩恩爸為還原真相向新北市府要求錄音檔，極力追查真相，要求市府告訴他「在等待救護車到來的81分鐘，到底發生了什麼」，卻引發出新北市政府的「羅生門」。

當忽視生命的價值，無法誠實面對事件發生過程，更無心去面對錯誤加以改進，這在民主社會應該因誠信而會可能付出政治生命的代價，台灣民主的發展逐漸培養出能辨別是非的民眾，這一次是否能讓政治人物學會對生命的尊重、對誠信的重視，還得看民眾是否能發揮輿論的力量。

看看他山之石，是否能攻玉。今年5月17日，河南大學大三學生小君在學校宿舍感到身體不適，撥打120求救後未及時得到派車，最終在收住至醫院的加護病房(ICU)的14天後去世。

小君去世後，她父親彭強將女兒撥打120(台灣的119)時的通話錄音在網上發佈，引發全社會關注，至少他還有女兒撥打120時的通話錄音。

6月6日深夜，鄭州市紀委監委官方微信公眾號「清風鄭州」發佈《關於網路反映鄭州120延誤救治事件調查和問責情況通報》，對包括鄭州市緊急醫療救援中心接線員張真穎在內的5名相關人員給予處分。這次悲劇的發生，也讓中國到院前急救醫療體系的深層問題呈現在了公眾面前。

對於鄭州120延誤救治事件，檢討的重點除個案的問責，還是針對緊急醫療體系上的問題加以思考與探討，包括：「接線員有沒有資格上要求？是否經過正規培訓？120急救中心問題出現在哪裡？為什麼接到急救電話後兩個小時內沒有派車？」

接著，發現地方政府鄭州市相關方面並未公佈此一個案的接線員張真穎的資格和就職前的培訓情況，小君的父親彭強的疑問沒有得到解答。

於是發生更令人們感到不安的是，一個如此不專業的接線員，竟出現在了這樣一個人命攸關的工作崗位上。

出現反省的聲音：「我們國家的院前急救，如果你深入下去瞭解，實際上是非常無奈的。它能應付日常的工作都已經很不容易，還沒有上升到如何進一步全面提高品質的層次。」

媒體訪問一位從事急診科及監護病房三十五年的資深醫師，他深入解析中國醫療急救體系的發展歷程與找出困境。

這位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北部院區急診科和創傷中心主任陸一鳴將中國急救醫療體系大致可以劃分為「院前急救-急診室急救-ICU救治」三個環節。

1986年，中國衛生部開始要求各地衛生部門逐步啟用「120」作為全國各地急救中心電話號碼。發展至今，中國的院前急救尚無統一的運作模式，120急救中心與醫院間關係就可分成多種不同運作模式的組合。

但無論採用何種運作模式，急救中心的核心功能都是調度醫療資源，因此，120接線員在行業內的正式稱呼實際上是「調度員」，這是一份責任重大且高強度的工作，平均下來一名接線員在8個小時內需要接打200通左右的電話。

對120接線員來說，一方面是高標準的專業要求和高強度的工作節奏，另一方面卻是較低的崗位門檻和待遇。收入方面，有媒體作過統計，該職位的行業整體薪酬僅在2000～5000人民幣(約合新台幣8800～22000元)之間。招聘學歷資格多為「大專及以上學歷」「臨床醫學或醫學相關專業背景」，並不要求具備醫師資格。

除了人才問題，中國到院前急救還面臨經費不足等問題。

新冠疫情期間，上海當班急救車增幅近 50%，工作量是原先的 3 倍。接線員的接電話量則是平時的五六倍，新冠病人的轉運車跟一般120轉運車的消殺要求又不一樣，對於院前急救中心來說，是極大挑戰。

雖然點出這些問題，是否能在短期之內一一解決？當然需要時間來證實。

回過頭還是看台灣是否能不再發生第二個新北中和男童「恩恩」案件？疫情尚未平息，確診或是緊急就醫案件仍是每天持續會發生，別讓政治人物思考個人政治利益淹沒了事實真相及改進現狀的努力，誠實永遠是面對製造謊言的上策，努力改善缺失讓悲劇不再上演，才是政治人物爭取民意支持及生存之道。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