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在二〇〇六年準備繼小泉之後領導自民黨與日本時，示意他在上台以後會加強與亞洲海洋民主國的新聯盟。在他的新作《走上美麗的民族》中，他建議將非正式的日美澳印「四方」特遣隊伍提升，成為一種正式領導人峰會。

在安倍眼中，印度特別重要。在安倍主政期間，印度與日本展開龐大的《德里─孟買工業走廊計劃》（Delhi-Mumbai Industrial Corridor Project），印度也因此躍升為「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的首號受惠國。日本在二〇〇六年第一次參與印度的年度「馬拉巴」（Malabar）海軍演習（最後在二〇一五年成為這項軍演的永久成員國）。安倍現在經常在談到亞洲時將印度掛在嘴邊。二〇〇七年八月，他在德里的一次演說中強調：「現在，隨著印度洋與太平洋兩洋合流，新的『更廣大亞洲』逐漸成形，我覺得位於這兩大洋兩邊的民主國，必須在每一個可能層面上深化其人民之間的友誼…更何況，這不僅是為印、日兩國，也是為這個新的『更廣大亞洲』的一種投資。」

與澳洲的關係也迅速進展。二〇〇七年三月，澳洲總理約翰．霍華（John Howard）與安倍發表《日澳安全合作聯合宣言》（Japan-Australia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Cooperation）──這是日本自二戰結束以來，與美國以外的任何一個國家訂定的第一個雙邊安全協議（這項宣言是一項探討防衛合作的全盤工作計劃，而不是帶有類似一九六〇年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那種明確安全保證的條約）。翌年十月，外相麻生太郎與印度簽下一紙類似協議。

在提出四方對話建議，加強與印度、與澳洲關係的同時，日本外務省還以普世價值、經濟聯繫、與海上安全等同樣原則為基礎，提出一套廣泛概念以引導日本的亞洲戰略。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外相麻生太郎在日本國際事務研究所發表演說，提出一種從俄屬遠東、沿中國周邊延伸到歐洲的外交夥伴關係與後勤聯繫概念──就是他的「自由與繁榮之弧」（Arc of Freedom and Prosperity）構想。許多人認為，「自由與繁榮之弧」明顯是一項以限制中國影響力為目標的零和戰略，因為這項構想令人想起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討論地緣政治的「邊緣地帶論」（Rimland Theory，是美國早期圍堵戰略的濫觴）。

此外，由於納入俄羅斯、緬甸等一些比較不民主的政府，「自由與繁榮」因成員參差不齊而多少有些複雜。儘管有這些瑕疵，「自由與繁榮之弧」是日本為攏絡「四方安全對話」以外各式各樣國家──可能落入中國勢力範圍、但不準備、或無法加入安倍的大國集團構想的國家──的初次嘗試。但事實證明，四方安全對話與自由與繁榮之弧都很短命。四國外交部官僚開了一次四方安全對話初步會議，目的在暫緩啟動對話。四國首都的國家安全會議或首相府、總理府官員雖說比較熱心，但澳洲、日本、與美國當時都處於領導層更迭、走向中間或中間偏左路線的邊緣，特別也因為伊拉克戰爭越來越失去民意支持，施展「新保守主義」戰略的空間變得更加狹窄。福田康夫在二〇〇七年九月出任首相後，重倡他父親那套對亞洲「心連心」的做法，將四方安全對話與自由與繁榮之弧悄悄擱在一邊。工黨黨魁與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領導的新澳洲政府在二〇〇七年上台後，以更刻意的方式公開宣布四方安全對話走入歷史──讓東京震驚不已，因為即使撇開安倍提出的原始高峰會構想不計，較軟性的海洋國結盟版本當時仍享有相當支持。日本與亞洲還沒有做好決定性外在均勢、或重劃亞洲地圖的準備。但亞洲會改變，安倍也會。

安倍在二〇一二年十二月重掌政權以後重提舊事，找出外務省有關四方安全對話與自由與繁榮之弧的原始方案，作為首相辦公室工作重點。立即表態支持安倍此舉的麻生太郎成為副首相兼財務大臣。曾以外務省次官身分負責協調自由與繁榮之弧、已經退休的谷內正太郎重出江湖，擔任安倍的國家安全顧問，主持新成立的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由兼原信克出任副顧問。麻生原先在外務省的演講撰稿人、記者谷口智彥，成為安倍的外交政策演講撰稿人。二〇一二年十二月發表的一篇強調「安全鑽石」的安倍署名文章，是這個智囊團的第一個產品。所謂「安全鑽石」，是以對「保護從印度洋延伸到西太平洋的海洋公共區」，以及對「民主、法治、與尊重人權」的共同承諾，將澳洲、印度、日本、與夏威夷結合在一起。由於還無法確定歐巴馬政府或坎培拉的茱莉亞．吉拉德（Julia Gillard）政府對四方安全對話的態度，這一次，為了避免重蹈二〇〇六年發起這項對話時所犯錯誤的覆轍，安倍提出的是一項概念，而不是迫使有關國家政府站邊的具體外交建議。

同時，與中國的地緣政治競爭的重心，以及北京在安倍上台之初意圖孤立安倍的攻勢指向都已轉到東南亞。安倍遵行他的「安全鑽石」文，在上任第一年間遍訪東南亞國家協會每一個會員國。安倍這一招果然有效，中國將他在亞洲孤立的圖謀因此未能得逞。不過日本政府除了早先的自由與繁榮之弧，以及剛重建的四方對話概念以外，仍然欠缺一項能以更一貫、更引人的辦法覆蓋整個區域的架構。自由與繁榮之弧以歐亞邊緣地帶周邊為界，造了一張史派克曼式、以前沿海岸圍堵中國的藍圖，安倍另有見地。他決定根據讓四方對話四國結合在一起的核心地緣特性，圍繞東南亞──太平洋與印度洋──建一張溫和的保護毯。

在二〇一三年一月發表於雅加達（Jakarta），以及同年二月在華府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發表的演說中，安倍都重提他於二〇〇七年在印度演說時首次提出的這項兩洋概念。二〇一三年三月，日本國際事務研究所為外務省完成一項研究，說明如何將這項兩洋概念轉化為實際可行的外交、國防、與經濟發展政策。國際事務研究所在這項研究報告中說，羅瑞．梅德卡夫（Rory Medcalf）、安德魯．謝爾（Andrew Shearer）、與拉賈莫漢（C. Rajamohan）等澳洲、美國、與印度學者早在幾年前已經開始強調印度洋的戰略核心地位。報告中指出，這項印度─太平洋概念能讓日本與關鍵性盟友與夥伴結合，以防兩洋交會處出現可以為中國所趁的「真空」。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二〇一四年對亞洲戰略精英進行的一項民調，進一步證明了這項地緣建構的戰略邏輯。這項民調顯示，海洋民主國普遍接受「印太」一詞，反之中國的外交政策知識分子顯然對這個名詞充滿鄙夷。

二〇一六年八月，安倍利用「東京國際非洲發展會議」（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Development，TICAD）非洲領導人峰會召開之便，正式宣布新「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雖說選在非洲領導人峰會宣布一項因應中國問題的基本戰略有些不尋常，但安倍自有一套說詞：他的這項概念結合印度與太平兩洋，而這兩洋正是結合日本與非洲的橋樑。不過他的這篇演說在華府或東亞沒有引起注意。

二〇一七年六月發表的「二〇一七年開發合作白皮書」又一次提出這項戰略，強調日本要用它作為日後經濟援助的指導架構。那年秋天，日本副外相鈴木浩向他在川普政府的工作夥伴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太」（現在大家稱它為FOIP）戰略，或許這是FOIP真正開始影響深遠的轉捩點。當時新任國務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即將往訪印度、展開他的第一次亞洲之行，國務院政策規劃局（Policy Planning Office）忙著為蒂勒森準備一份有系統、條理分明的亞洲政策聲明，於是將鈴木浩交來的這整套概念、連同名稱，一併提交蒂勒森。

FOIP與美國新出爐的與中國戰略競爭的國家安全戰略架構切合，國務院印度司也知道這項戰略能在德里引起共鳴。十月十八日，蒂勒森在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宣稱，「印度、太平洋地區…繼續保持自由與開放，至關重要」。同年十一月，川普與安倍在東京宣示，願與地區內任何共享自由開放的印太理念的國家合作，並保證將在三個基礎上共事：提升基本價值、追求經濟繁榮、以及和平與安定。儘管川普本人之後沒有再提到這類字眼，他的國家安全團隊已經與這項日本人研發的戰略完全接軌，並於翌年十一月發表屬於他們自己的一項詳盡的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進度報告。對於過去總是被動響應美國政策主動的日本外務省來說，這是一次堪稱史無先例的角色互換。

FOIP繼續不斷演進。一開始，由於FOIP是一項不以「東南亞國協中心性」（深植東南亞國協諸國首都的區域多邊主義）為基礎的戰略，東南亞國協領導人對FOIP表示猶疑，於是東京開始談到自由開放的印太「遠景」而不是「戰略」，使它更具包容性，更有彈性。之後，東南亞國協於二〇一九年六月提出屬於它本身的「東協印太展望」（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在這項展望中，東南亞國協重申它對東南亞國協中心性與內部聯繫的強調，重申在共識基礎上採取包容中國的做法。東南亞國協印太展望並不是對FOIP的一種認可，但與中國所提的新「一帶一路」倡議或與習近平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主張相形之下，它顯然更加接近日本提出的自由開放的印太遠景。以地處印太中央、「全球海洋支點」自居的印尼，是東南亞國協印太展望的重要推手。在歐洲，英國、法國、與荷蘭等海洋國各自宣布了印太戰略，其他國家也隨後跟進。

※本文摘自《安倍晉三大戰略──安倍晉三的海洋民主國大聯盟，如何防堵中國崛起、鞏固自由開放的印太秩序！》第四章：印度─太平洋／八旗文化出版／作者為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政策研究院博士，美國喬治城大學艾德蒙．沃爾什（Edmund A. Walsh）外交學院亞洲研究主任、當代日本政治與外交政策研究計畫主持人；澳洲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非常駐研究員；美國戰略暨國際中心（CSIS）亞洲事務資深副會長暨日本講座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