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香港的「反送中」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並在世界上引起震動。這時，我接到日本一家出版社提出翻譯我2013年出版的《香港思潮》的要求。事隔六年之久，為什麼日本出版商不是針對當前政治事態出版「反送中」的書，而是要出版六年前的《香港思潮》呢？

在這本日文版更名為《香港為何抗鬥》的書中，譯者阪井臣之助寫的「解說」表示：「香港久違地重返到了世界史的前台。照此下去香港就會完蛋地崩潰，或至少有存亡的危機。危機的根源是香港中國化與對此反彈的高漲本土意識的兩者對立。」

短短幾句話，點出了香港「反送中」運動發展到「完蛋地崩潰」的根源。日本觀察家從根源處想到翻譯我六年前這本書。

本土意識的興起絕不是我帶動的。2013年底出版這本書的時候，本土意識已經出現好幾年了。但這本書卻是把香港本土意識興起的香港、中國、國際等因素較全面地作出剖析。書中文章是我多年在《蘋果日報》的社論彙集。不少人反映，這本書通俗易明，為他們已有卻不太成熟的想法提供了理論與實例的根據。

香港原先並沒有本土意識。香港不像台灣，台灣在二戰結束、國府遷台前，已存在早年來台灣開墾並定居的「本省人」，他們對台灣有鄉土感情和本土意識。香港雖也有二戰前就在香港定居的人，但為數甚少。二戰結束時香港人口只有六十萬。1949年中共建政後，大陸人移居香港與日俱增，到1997年主權轉移時，人口已達650萬。

幾十年逐漸移居香港的大陸人，除了享受在法律保護下的自由競爭和安居樂業之外，生活上保留着中國的傳統文化、習俗和南方人的語言和生活方式。他們在英國保護傘下得享自由和法治，但大部分人沒有政治意識，若有，也都是關心大中華（兩岸）的政治嬗變，支援革命、抗日、新中國建設等等，而極少關注本土政治權利和本土利益。我自己及那些當年為中國、為香港爭民主的人士，也是從關懷大中華的情懷走過來的。

八九民運和六四屠城，香港百萬人支援大陸民主運動，很大程度上出自期望中國能朝民主發展，因而使九七主權轉移後，香港的宗主國仍然是民主國家。因此，作為民主派主導力量的民主黨和支聯會，每年的六四燭光晚會，每年的七一遊行，以及投入議會在體制內對行政當局的制衡，訴求對象一直是中共操控的「一國」。換言之，尋求或爭取的，是「恩賜的政治權利」，而不是立足於本土的民主。

但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實現過「恩賜的民主」。所有的民主都是本地人向本地統治者不惜犧牲地抗爭而取得的。一切民主都是本土民主。因此，每一次六四晚會或七一示威後，數以萬計的市民呼喊一番，次日一切如常。而中共對香港的民主枷鎖，卻越來越緊。香港離民主普選之途越走越遠了。

另一方面，就是中國政策及大陸人對香港人權益的侵凌。之前談到大陸人在香港自由行對港人生活的擠壓。2009年特區政府奉中央之命，在立法會強制通過建設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高鐵香港段，路程短，比已有的鐵路快不了多少，造價卻是全球最貴，而目的就是可以使中國邊檢站伸展到香港市中心。網民發動反高鐵抗爭，目標是不顧香港利益、一味迎合中共發展全國高鐵連線的特區政府。大批社團參與反高鐵行動。但泛民主派政黨沒有參與。

反高鐵之前，香港就已經發生一連串的文化保育社會運動，爭取保留港英時代的建築。這種保育社運潛藏着對舊歲月的懷念意識，和對九七後改變的不滿。

反高鐵後就不斷爆發反對中港融合、反對大陸全面侵蝕香港的社會運動，反蝗蟲、反雙非（即父母皆非香港居民而以旅行方式在香港生嬰兒）、反新界東北發展、反水貨、反搶奪奶粉、反國教（設立以愛國民族主義情感教育為主的國民教育科）等連續出現。

2011年，香港學者陳雲出版了《香港城邦論》，針對自2010年以來的中港矛盾，指香港應採取中港區隔的措施，捍衛本土利益，維護英治時代留下的典章制度，最終達致與中國政府互惠互利，甚至改革中國政治體制，使之逐漸民主化。

陳雲提出的「香港城邦論」，為香港的本土思潮提供了理論根據。

但佔據立法會議席的泛民主派，卻公開排斥本土意識。他們仍然抱著「愛國不愛黨」「反共不是要反中」等觀念，支持政府優惠新移民政策，亦反對社會上壓制大陸客掃貨的行動，甚至舉行記者會公開反對本土化。

香港從港英時代到主權轉移，都沒有本土意識。本土意識是被逼出來的。逼迫者不僅是中共及其政策，而且是那些當初不顧本土利益、一味擁抱大中華的泛民主派。（失敗者回憶錄180）

※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專欄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近年在香港蘋果日報撰寫社論、專欄，時常批評當道，立場反共。李怡近年移居台灣，持續發表他個人的「失敗者回憶錄」系列文章，本報從第91篇開始連載，前90篇則連載於《風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