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30日，為蘇聯共產政權閉幕的戈巴契夫(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離世，中國的政治氛圍更為敏感。政治學者沃格林（Eric Voegelin）雖早預言蘇聯解體，但這種「宗教運動」和「威權主義」的神話，歷經30年前仍未抹滅，更成為當時初步仕途的中共政治人物的意識經驗。

而今這一代人歷經三十年一個世代，早已是中共二十大的決策者，更影響未來五年的國際秩序。30年前的天安門事件和蘇聯舊事仍如影隨形，這一代的中共領導人始終對當代西方自由主義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懷抱不信任，更因此信奉威權主義帶來的穩定秩序。

面對美中貿易戰和烏俄戰爭的外部壓迫，以及新冠疫情帶來的經濟社會雙重衝擊，中國的天安門政治符號仍屹立高懸，被定位為「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習思想」，還是被中共視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救贖。即使「一帶一路」不如初始幾年亮麗，經濟成長也不若胡錦濤時期穩定，但在中國百年近代化的歷程來看，仍被視為滿足民族主義的期待。畢竟自從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難得能將影響力走出國門，甚至將影響力伸進歐洲國家，這是百餘年前遭受不平等條約的中國所不能想像的境地。

中國在「一帶一路」的共同發展歷程雖然滿足部分的「中國夢」，但是在共學的過程中卻也看到威權國家難以「放下」的課題。從東南亞、非洲和拉丁美洲，改革的路上沒有模板，政治與發展模式矛盾的潘朵拉盒子打開後，接踵而來的是經濟崩潰、社會失序、外國勢力介入，也因為如此中國才有機會介入「蘇聯們」的機會，特別是從蘇聯獨立出來的獨立國協各國。

此外，中國的現代化的探索過程不是沒有走過彎路，若無鄧小平「改革開放」的起手式定調發展路線，中共也難以經濟成就持續政權的「合理性」，即使在波濤洶湧中渡過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1991年的蘇聯解體也讓中共和社會各階層受到震撼。曾經的社會主義陣營領袖就在「柏林圍牆」後，迅速地在自己手上落幕，影響所及不只是當代中共領導團隊，同樣對初涉政治的幹部子弟圈烙下深刻的印象，短期間改革的代價過於龐大，但國情與龐大的國家體量又沒有相似的經驗，只能更傾向保守。

誠如《紐約時報》9月的評論，蘇聯的教訓在中國極為受到重視，蘇聯的解體，以及隨之誕生的獨立國家和政黨的消亡，正是習近平畢生致力所避免。倫敦大學歷史學家布朗（Kerry Brown）也表示，「中國領導人會把戈巴契夫所做的一切，視為一本什麼事情不應該做的教科書」。

習近平本人早期經歷的福建經驗，更讓他對自由與威權的兩種制度之間有更為深刻的體會，雖然中國從自身或「一帶一路」的經驗，並未放棄在威權神話與發展之間尋求有序的途徑，但是台灣卻曾在過去對習近平造成相當的影響，2013年10月訪問印尼時甚至引用蔣經國的「計利當計天下利」。

若無鄧小平「改革開放」的起手式定調發展路線，中共也難以經濟成就持續政權的「合理性」。（維基百科）

1991年底，習近平尚在福州市任職，任內興建長樂國際機場、福州至廈門公路、開發馬尾新港區。其中最重要的經驗是接觸將近300間台企，佔引入福建的外企五成，讓他從原有的政治體制中首次接觸到來自其他價值與意識的群體。雖難以斷言習近平從台灣人身上被影響多少，但是從台灣人身上言說的威權到開放的發展歷程，恐怕讓習近平感受到兩種不同發展與制度的衝擊，並且對於秩序和發展有自身一定程度的見解。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的經歷也給予習近平相當的影響，習仲勛本人出身西北野戰軍，與「抗美援朝」的名將彭德懷元帥有舊，在1959年4月曾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協助總理周恩來工作長達10年，深知中共建政初期的民生經濟問題。由於政治因素，習仲勛從1962年到1978年之間遭受文化大革命衝擊，並且被下放地方，直到1978年底才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正式重回政治序列，並且在鄧小平政策的支持下發展廣東經濟。

這段浮沉的經歷對於習近平在幹部子弟圈之間的排序頗為不利，也是後來薄熙來不甘屈下的原因。薄一波的級別是「正國級」，而習仲勛到後來任人大副委員長也不過「副國級」。由於其父的經歷，政治秩序的穩定對於習近平而言格外重視，穩紮穩打的低調做人，更是習近平在到任上海市委書記前謹守為人的最佳寫照。習仲勛在「天安門事件」前後的經歷，更讓習近平深刻體會到戈巴契夫貿然開放和蘇聯解體的關聯。

「天安門事件」期間，習仲勛和萬里是中共元老中較同情學生者，強烈反對出兵鎮壓學生，因此被迫遠離政治核心。由於兩人同樣遭受整改的經歷，以及歷練地方的經驗，較為深刻體會經濟和改革的關係，中國甚至有民諺：「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習仲勛在1993年3月退休後長居深圳蘭園迎賓館，平時以游泳鍛鍊度日，深居簡出不見客，其境遇更像是一個中國版的戈巴契夫。初起宦途的習近平缺乏強大的庇蔭，因此在福建期間游離邊緣，更像是被安置地方的幹部子弟。

由於中國的發展歷程和個人經驗，讓習近平更加追求穩定的秩序觀，以及個人如何一償父願，在歷史上為中國寫下一筆。然而蘇聯舊事和個人經驗，讓他更加追求內生穩定，對內反腐和維穩也因此成為其重要的施政措施，他不想也不能讓自已成為中國的戈巴契夫，更體認到西方國家在相異制度上的不可信任性。俄國在葉爾欽(Boris Yeltsin)時期未能受到西方接納，也未能走入歐洲的大家庭，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更稱：「葉爾欽時代的結果是，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道德生活等，所有基礎都被摧毀或洗劫。」

對於習近平那一代的中國政治工作者而言，蘇聯解體的慘痛經驗深植人心，民族主義和忠誠的意識形態更成為政治神話維持的必需，這也讓習近平主政後更加重視意識形態和紀律的工作。習近平上任後陸續推動「反腐運動」和「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重點工作，也不難預見在二十大前夕，加強封鎖與控制，這種新常態不只是因應政治活動，更是反應習近平等中共領導人唯恐重現歷史感的思慮。

由於強調民族主義的政治與經濟發展，使得中國更向西伐利亞體系下的晚期民族國家，必需藉由「民族的統一」來形成發展所需的秩序，而所謂民族的統一並非是基於客觀歷史事實，更多的是基於舊有的神話體系和民族情感，所形成的精神想像，形成現今中國對現實絕對認知加以掌控的思維，這使得中國與西方的自由主義和現代性歷程相去更遠。但是對習近平等中共領導人而言，如何在內外挑戰之中避免蘇聯舊事，才是維持政治秩序的首要之務。

中共領導人與習近平的當代經歷與個人體驗看到自由民主的好，也曾走過壓迫與外部挑戰交織的考驗，能否從歷史中提取真實的意識經驗，而非將重蹈覆轍作為虛假秩序的理由，將決定中共二十大走向真實的秩序或是當代神話。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