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最近第一次關注台灣九合一選舉，發現一些台灣候選人頗喜歡進行「道德勒索」。

一個例子就是，在新竹選舉中，國民黨候選人林耕仁（大仁哥）公開宣佈，一旦當選就會「捐獻」所有市長薪金，給「新竹公益團體」。

另一個例子是，在台北選舉中，國民黨候選人蔣萬安宣佈，在最後兩周，將辭去立委職務，全力選市長，不難看出，他辭職主要是要標榜自己「義無反顧」，以顯示自己的「高風亮節」。

這兩個例子頗有共通之處，事實上，沒有人要求市長必須無薪工作，也沒人要求選公職必須要辭去現在的職務。兩人的做法，都是「多走一步」，以顯示自己位於道德高地。

首先討論一下大仁哥的做法。

就算沒有「賄選」疑惑，林耕仁選後捐市長薪水的做法也是一種「道德勒索」。（圖片取自林耕仁臉書）

不得不說，大仁哥該行為，有很大的「賄選」嫌疑。這裡有五個關鍵點：

第一，這是他自己掏腰包，拿自己的錢，不是提出一種政策。

第二，大仁哥的承諾書原文：「全數捐予新竹市公益團體」。這不是泛泛而談的公益團體，不是其他地區的公益團體，而是特指的「新竹市公益團體」。受惠者，往小裡說是「新竹市公益團體」的成員，往大裡說是整個新竹市的人，無論是大是小，都是他的選民。

第三，只要大仁哥當選就會捐，沒有其他任何前提條件；大仁哥不當選就不捐。於是，當選與否是他捐不捐錢的唯一條件。

第四，大仁哥在選前事先張揚。有的政治人物當選了總統之後，確實也把自己的薪水捐出來（這也不好，見後），但區別是選前，還是選後宣佈這麼做。如果是選後，隨便怎麼捐都是自由。但選前宣布，就構成「邀約」，形成交換條件。

第五，大仁哥還通過新聞報導、現場造勢、臉書公佈、社媒傳播，廣爲人知。這種做法，構成「積極地」向公衆提出賄選邀約的實際行爲。

舉出兩個假設的例子。

第一個例子，如果一個巨富競選某地市長，選前大肆聲張，說自己一旦當選後，會自己掏腰包，給該市市民每人發100元。這個例子，每個人都會覺得不對勁。

第二個例子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候選人A宣佈，一旦當選，會增加對教育的撥款，改善教師待遇。第二種情況，候選人A宣佈，一旦當選，自己掏腰包，拿錢出來給本市教師協會組織捐贈幾千萬元。對比這兩種情況，絕大部分人也能看出之間的區別。前者是一種「政策」，每個候選人都會有爭取的目標群體，進行利益傾斜。後者用自己的錢，涉嫌「賄選」，用自己的錢，影響教師投票抉擇。大仁哥的情況就類似後者。

儘管各地法律不同，在法律上能否構成賄選有爭議，但在法理上，這種行為屬於「自己出錢收買選民」的嫌疑是相當確鑿的。

就算沒有「賄選」的疑惑，大仁哥這種做法也是值得批判的，就是不正當地進行「道德勒索」。

在中國古書《呂氏春秋·察微篇》中有「子貢贖人」的寓言。說的是魯國有一條法律，如果某人能把淪為外國奴隸的魯國人贖回來，那麼魯國將給予一筆經濟補償或獎賞。有一次，孔子的學生子貢贖回了一個魯國人，但他拒絕了魯國的經濟補償。孔子就說「這下子再也不會有魯國人去贖人了」。

理由很簡單，魯國希望更多人被贖出來，但贖人是要付出財力物力的，魯國政府給予金錢，無論作為經濟補償也好還是獎賞也好，才能鼓勵更多人去把「同胞」救贖出來。贖人之後拿錢，正是這種刺激政策的本意。子貢自以為「高風亮節」，結果給魯國人訂立了高的道德標準，以後贖人的人再拿獎賞，就在道德上低了一頭。不但缺乏財力的窮人不會再去贖人，有餘力的人也思考再三。於是一個好好的政策，就被這種「高風亮節」破壞了。

無獨有偶，西方也有這樣的故事。

美國被推選為首任總統的華盛頓，一開始曾設想過不拿薪水，正如他在軍隊當總司令抗英的時候一樣。華盛頓本身是巨富，薪水對他而言九牛一毛，而他服務國民之心拳拳。因此，在他自己看來，不拿薪水順理成章。然而，經過思考和分析，他最終決定拿薪水。華盛頓這種做法不但沒有貶低華盛頓的人格，反而為總統拿薪水訂立了一個先例。美國總統拿薪水還被寫入憲法。

華盛頓拿薪水為什麼值得稱頌？

第一，如果華盛頓不拿薪水，那麼以後的人在拿薪水方面就設立了過高標準的先例，搞得好像不宣佈不拿薪水，就有道德缺陷。無論對選民還是候選者，都設立了一個高期望。對選民而言，如果有人「膽敢」拿薪水，那麼他們就會認為這人道德低下，不會選他。對候選人而言，有了這樣的道德壓力，和選舉壓力，就算自己想拿薪水，也不好去拿了。

第二，不拿薪水的無償工作，妨礙了收入不高的人參與政治。華盛頓是巨富，拿不拿薪水當然關係不大。但很多其他有誌於服務社會的人，薪水對他們而言是必須的生活來源。於是到了最後，只有巨富才能參選。民主是鼓勵參與的政治，不拿薪水無疑嚴重妨礙了選舉權，妨礙了民主。

第三，換個角度看，人不可能超越常規地無私，沒有人「應該」白白幹活不拿報酬。於是，人民也有理由懷疑，候選人高調宣佈以後要免費工作，是不是眼裡看著更大的利益。無論是否「真貪腐」，只要人民心中有這種懷疑，就不免產生各種「陰謀論」。腐敗和不信任，都對民主社會更大的腐蝕。

美國的華盛頓例子，和中國子貢贖人的寓言，在道理上高度相通。對東亞社會而言，民主較為脆弱，那種貪腐和不信任，更有土壤，對民主的侵蝕更大。

蔣萬安如果要「全力」選市長，請假即可，根本不需要辭職。（攝影：王侑聖）

再說蔣萬安的辭職。蔣萬安身為立委，任期是到兩年之後，無論選市長是否成功，都不改變自己的任期。這和一些候選人，辭職市長或副市長，再去選市長有本質分別。因為那些人的職位本來就是到選舉完畢不久而已。更何況，一些候選人選本市市長時辭去副市長的職務，還可以避免角色衝突。蔣萬安的立委身分和選市長，沒有角色衝突之虞。如果要「全力」選市長的話（很奇怪，難道未辭職前就沒有全力在選？），請假即可，根本不需要辭職。

於是，蔣萬安的辭職，同樣是為了訂立一個高的道德標準，暗示著不辭職就不夠「全力」，不夠「心誠」，不夠「義無反顧」。雖然比大仁哥稍好，但在性質上是一樣的，都是對其他人的一種「道德勒索」，同樣不值得稱道。

有趣的是，我們一般認為，道德標準高於法律標準。國民黨人熱衷於把道德標準提得這麼高，但自身的法律標準卻反而不高。這裡的法律標準是廣義的，包括法律和規則。

比如，一年前國民黨選主席，張亞中先違反不負面攻擊的競選公約，根據規則，就可以DQ（褫奪候選資格）。然而，應該執行法紀的時任黨主席江啟臣，反而指責準備依法辦事的選舉監測委員會，對張亞中百般呵護。到最後，規則不是規則了，競選公約就似乎從來沒有存在過一般。

又比如，前面說過，大仁哥宣言「當選後向本地機構捐工資」已經涉嫌「賄選」。他的另一件事，即有關高虹安的「爆料風暴」，同樣涉嫌違法。台灣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中第98條就有，用「非法手段」，意圖「妨礙他人競選」的罪名。

爲什麽是非法方式？未經授權公開他人文件和資訊，一定涉嫌非法的。但如果是新聞機構，可以用「新聞自由」、「公衆知情權」、「公衆利益」作爲抗辯理由。比如上報和鏡傳媒公開高虹安的辦公室內部文件單據，都可以用這個理由。

所以，一般爆料風暴的程式是，新聞機構爆料，政黨跟上追打。但是，大仁哥倒好，作為候選人，自己親身上陣，向新聞機構宣佈，唯恐鎂光燈沒有射中自己。大仁哥是新聞機構嗎？不是。於是他的做法就涉嫌「非法手段」。

至於「妨礙他人競選」的元素，這就更符合了。大仁哥的做法，不就是為了讓別人選不上嗎？

當然，能否吿入不好說，至少報案的標準肯定是達到了。我們可以看一個對比的例子。國民黨徐巧芯爆料陳時中「鹹豬手」的「拜登照」，就被民進黨議員用這條罪名報案。注意到，徐巧芯的「爆料」，是合法取得的在公眾場合合法拍攝的照片，而大仁哥的爆料是「非法手段」。因此，沒有理由不可以用就大仁哥的做法去報案。

可見，大仁哥爲了選舉贏得網絡聲量，就連法律考量也拋在腦後。這樣急吼吼，再怎麽說也是吃相太差吧？

綜上所述，在民主選舉中，「道德勒索」妨礙民主要不得；與其拔高自己的道德標準線，還不如先老老實實把基本的遵守法律規則先好好實踐。

※作者為旅美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