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美國白宮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日前在「2023台北安全對話-中國對全球秩序與民主的挑戰」論壇中表示，台灣應著重「拒止性嚇阻」而非「懲罰性嚇阻」，因為獨裁者不在乎懲罰對於其經濟的傷害以及人民的犧牲。其次、防衛意識是影響戰爭的關鍵性因素，烏克蘭與以色列便是範例。第三、台灣應與美國及盟邦強化合作，以集體力量削弱習近平對發動戰爭的自信與樂觀態度，降低中國武力併吞台灣的意圖。

不要以為和平是超市裡的老母雞

對照近年藍白陣營與馬前總統等過氣政客對「戰爭與和平」的呼喊，以及台灣軍事圈對遠程打擊和「不對稱作戰」的爭論，博明的提點很有意思。博明沒說出口的概念在於：不要以為和平是超市裡的老母雞，你去買來就能上桌。和平這東西，跟雞包翅這種大菜一樣，不但需要各種配料搭配，還得大火燒灼，文火慢燉，細心調理，選錯方法與配料，整道菜就廢了。所以，談論和平，一要搞清楚威脅你的那個人想要什麼？害怕什麼？他有什麼工具？又有什麼弱點？二要找到工具和方法，在物理上和心理上打斷他的成功之路，或者是可以成功的幻想。

博明的理論在戰略上並不新鮮，且行之有年。1960年代，戰略大師史奈德便對「嚇阻（deterrence）」提出過定義：「嚇阻是一方藉由將對某種被禁止行為的履行，施以制裁之暗示或明示威脅；或是藉由承諾該項行為為若未履行，則給予報復來嚇阻對方不去履行某事。」由此延伸，嚇阻有兩種形式：一是「拒止性嚇阻（deterrence by denial）」，相當於家裡裝鐵門鐵窗以防小偷，或車上放鋁棒以防萬一；另一是「報復性嚇阻」，相當於家裡被偷後找警察抓小偷，並把他關起來。在台灣法律系統中，嚴重偏向報復性嚇阻，卻極度排斥拒止性嚇阻。所以大多數人一出什麼糾紛就先報警，現場出手抵抗把侵入者打傷打殘，卻可能會被告「防衛過當」。

但報復性嚇阻幾乎完全依賴一個更高位階，且公正的法律體系和制裁體系，且其重點不在於法律條文或和約內容，而在於更高位者的報復決心與制裁能力。即使在缺乏法律的幫派邏輯中，報復性嚇阻的有效性，也決定於某位小弟被砍後，大哥和其他幫眾要不要幫他出頭？能不能幫他砍回去？兩方數百人馬街頭對峙，然後大哥出面來喬，多出於此。比較多的結果是，被砍的就認倒楣，砍人的賠點錢算完事兒，基於雙方更大利益考量，很少演成大規模械鬥。

放到國際政治中也一樣。美蘇冷戰四十多年，核子大國間都知道真的大規模械鬥下去，將是兩敗俱傷，世界毀滅，所以盛行代理戰爭，有限戰爭，打輸的那一方只能自己認了，從未因某個地區或國家的戰爭，引發世界大戰。即使到今日，美軍可以持續軍援烏克蘭抵抗俄羅斯，但美軍不會直接派兵參戰；可以派兩條航母去地中海壓陣，也不直接下手去炸哈馬斯。

傷十指不如斷一指的「拒止性嚇阻」

拒止性嚇阻則完全是另一套運作邏輯。拒止性嚇阻先天就是「不對稱」的。我可能只是個小店面，卻可能遇上大幫派來索取保護費，不給就派棒球隊來砸店，這是「體量不對稱」或「能力不對稱」。或者我家住郭董樓下，錢權體量都夠大，卻被小偷侵入，這是「主被動的不對稱」，哈馬斯對以色列，葉門胡塞對沙烏地，賓拉登對美國，恐怖主義都是這種不對稱。面對這些不對稱的襲擊，報復性嚇阻是不現實的。想想，小國能對大國製造多少損害？炸兩棟樓而已。大國對小國雖能造成巨大損害，卻得付出龐大的國際政治和輿論代價，以色列對加薩的狂轟濫炸，就遇到這種困境。美國派兵進入阿富汗，打了二十年反恐戰爭，卻陷入泥沼，最後不得不撤出。於是，面對不對稱的威脅，唯一可行的戰略就是「彈性反應（Flexible Response）」，亦即針對從全面戰爭以降，有限戰爭以至低強度衝突，再下至灰色地帶襲擾，都有符合比例原則的應對模式與應對工具，而且還要符合成本效益，如此才能持續。所以，美軍有核武應對全面戰爭，有重裝師與快速反應旅應對有限戰爭，也有特種部隊應對恐攻。

拒止性嚇阻既然先天要面對不對稱作戰，那也就需要有不對稱作戰的戰術頭腦，出怪招來應對不同的威脅。以「小對大」的作戰而言，不是站在原地跟大塊頭硬剛，而是要想辦法逼他化拳為掌，想來抓住你的衣領，再猛回頭抓住他的一根手指，用全身力氣掰斷他那根手指，如此他就再也握不起拳頭。這段論述出自毛澤東，名為「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是老毛不斷打贏老蔣的主要心法。同樣的邏輯換邊依然適用，古寧頭怎麼打的？老共渡海需要船，國軍先把船給燒了，對岸整師共軍望洋興嘆，上岸敵軍成建制殲滅，從此共軍不敢再為意渡海，金門這七十年和平，就是靠這仗打出來的，不是談出來的。

換言之，拒止性嚇阻在戰略上雖然是守勢且以拒止為主的，但在戰術上卻是要能以十敵一，力圖快速殲滅敵軍，最好能成建制殲滅的。也就是說，共軍若要武統台灣，就必須佔領台灣。要佔領就必須先渡海，因為空運再強也不足以運送主戰坦克等重裝備，也不能源源不絕提供彈藥補給。所以，台灣防衛重點中的重點，就是主要機場與港口，阻擋其行政卸載。中長程防空火力應對的是戰機、飛彈、與轟炸機，但短程防空火力卻保留相當部份，專門對付敵軍直升機與運輸機，尤其是將要進場降落，或剛剛起飛出場的運輸機。

雄三與魚叉飛彈打共軍驅逐艦，也許需要4-8顆才能做到「飽和攻擊」，穿過敵艦的防空系統。但防禦力較弱的登陸艦、彈藥艦、補給艦，甚至無防護的油輪、運兵船、滾裝貨輪、載運補給與兵員的商船，才是上好的待宰肥羊。經濟學人預估中國若要打台灣，可能需要比諾曼地更多船艦，將近8千艘船。諾曼地登陸動員了約7千艘船，其中只有1千艘左右可稱為軍艦。也就是說，從岸基反艦飛彈與火砲的角度來看，敵軍虎狼與肥羊的比例，大約是1:7。打光那些補給船艦，敵軍上岸也沒有用，遲早要被殲滅，那才是上好的作戰目標，就是那根最沒有力氣，最好折斷，卻能讓敵軍握不起拳頭的手指。

台灣需要大量射程在200km的精準彈藥

往深一點想，軍方人士常認為，面對敵軍攻擊，我們不能只有防禦而沒有攻擊，所以也想在實施「不對稱作戰」的同時，發展「源頭打擊」與「遠程打擊」能力，於是造出射程2000公里，可以打到北京的雲峰二型飛彈。問題是，台灣沒有核子武器，以雄三為主體的彈頭，酬載炸藥威力有限，就算造出100枚雲峰二型，分別打到北、上、廣、深，又能造成多大傷害？再進一步，就算雲峰能打到北京，共軍沒有防空系統可以截擊嗎？好吧！退一步想，如果真有100枚雲峰飛彈來進行報復性嚇阻，那要打那些目標才能造成對岸最大傷害與混亂？機場？港口？電廠？中南海？還是支付寶與微信機房？北京公安部資訊中心？各主要城市的通訊中心？造一枚雲峰的成本，可以造多少枚雄三？軍方可得算清楚才好。

美方與博明一直想提醒台灣的，正是這種拒止性嚇阻的不對稱作戰本質。那不是逼台灣買精準、大量、易隱藏的小東西，而是大又遠的好東西，買不到足夠數量也沒用，而那又會嚴重排擠有用裝備的有限預算。咱們軍方高層，很喜歡那些可以拿來做宣傳，拍胸脯以示威武的耀眼裝備，但實際上戰力有限。舉例來說，烏克蘭已有航程1000公里，可以打到克里姆林宮的重型無人機，但那能造成普丁的恐慌而縮手撤軍嗎？羅馬軍史裡經常看到，高盧野蠻人打仗前，總要敲盾牌嘶吼一陣，再一起衝鋒，但羅馬軍隊永遠是嚴密列陣，安靜的進行有效率的殺戮，而羅馬軍經常是勝利的那一方。所以，台灣建軍備戰的重點，應是有效的殺戮，而非耀眼的宣傳。宣傳是一種鴉片，是給心虛的人壯膽用的。台灣最需要的，是大量射程在200km左右，足以將敵軍8千艘船團的8成，在24小時內送入海底的精準彈藥。至於對應共軍航母與軍艦遠程封鎖，那需要潛艦、戰機等正規載台來處理，更需要盟軍的支援。

博明言談中更重要的是，沒有必要而意圖發動戰爭的一方，通常皆因過度樂觀而發動戰爭，嚇阻戰略的重心，就是打掉他這種樂觀的幻想。對於一個小國而言，足以打斷他一根手指，讓他去領殘障手冊的能力，便是戳破樂觀泡沫的主要工具。近日指責美國在全世界挑起戰爭，罵澤倫斯基導致俄烏戰爭的人們可能沒搞清楚，烏克蘭親歐遠俄，是人們選擇自由，排拒奴役的結果。烏克蘭2004年就發動過橘色革命，2013-14年又發生親歐盟的廣場革命，趕走了親俄的亞努科維奇，引發俄羅斯侵佔烏東與克里米亞，雙方戰爭十年直至今日。真正該譴責的是侵略者普丁，而非澤倫斯基。美國、西方世界、與澤倫斯基最大的錯誤，不是支援烏克蘭對抗俄羅斯侵略，而是用現代裝備武裝烏克蘭的速度不夠快，數量不夠多。而烏克蘭的主要錯誤，在於虛偽的安全感，覺得在西方保證下，普丁應該不會貿然派軍侵入烏克蘭，因此沒有做好應對全面戰爭的準備。

和平與戰爭之間，並沒有一條明確的鐵絲網或分隔線，那幾乎純粹是一種力量的擠壓，而不是凌波微步式的跳躍騰挪。戰略思維的重點，永遠是「How to do it？」而不是一直在穿西裝與穿軍服間纏繞糾結，父子騎驢，結果正確的步伐，一步都踏不出去。

※作者為前親民黨文宣部副主任、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