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與恩格斯在《資本論》揭示的美好生活，來自於「現實的勞動人」在勞動的過程中實現自我，發展自我和完成自我，解放自資本家的剝削與異化的過程。《資本論》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步調，工人階級無暇吃飯和照顧家人，剝奪工時與重勞動的工作強度，體現工業革命早期的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態。無論是透過馬克思或是列寧的途徑，應當是藉由無產階級之創造出一個美好生活，或者被稱為共產主義的烏托邦，這原先是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等西方先哲的理想。

從去年底以來，中國發布的法令以及對外國單位或個人的安全行動，伴隨著外資驟減、股市資金出走，以及領事館關閉，更襯托出正在舉行的「全國政協十四屆二次會議」和「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的空氣不在於關注經濟成長，或是實現勞動人的美好生活。現實上中國作為名義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對於美好生活的詮釋，已明確地反映在中國政府告中出現29次，遍及經濟到外交各個主要領域的措辭──「安全」。

「兩會」之前　安全團隊先行

原先預定要在上述「兩會」之前舉行的「中央委員全體會議」並未舉行，作為領導高層之間的會前會連形式都不存在，「兩個確立」與「兩個維護」至此幾乎完成實踐。根據中共黨章，「中全會」至少一年召開一次，2022年的第一次「中全會」將胡春華剔除接班梯隊，團派與胡錦濤的影響力大減。另一方面，掌管政治局常務工作的書記處的七人當中有三人屬於政法系統，分別是國安系統的政法委陳文清、國家監察委員會主任劉國金，與公安部長王小洪，三人都是警察背景出身，「安全」作為中共黨政工作的重中之重已不言而喻。

2023年的第二次「中全會」通過《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重組科學技術部的同時，設立中央科技委員會。今年2月，中共政治局的集體學習進一步提出「新質生產力」，以人工智慧和量子運算等先進科技為生產力的生產方式。從理論到政府職能的調整，都是為因應美中科技戰進行的準備，更重要的是實現從上而下掌握關鍵的生產力與生產資源，進一步抓緊經濟與科技的安全。

原先預定招開的第三次「中全會」，是為處理重大的人事任命和政策，而今卻省卻程序直接進入「兩會」，第二十屆中央委員205人以及「兩會」的職能，默默地由中央書記處與中央辦公廳主任所取代，蔡奇的地位較以往的書記處書記和辦公廳主任更為重要，問責（accountability）與詢問的對象也只需面對「一尊」，地位甚至凌駕居於國務院總理李強。

收斂權力　政治安全優先

相較於類似「內廷」機能的中央書記處與辦公廳，作為「外廷」的國務院職能已排除在權力核心之外，李強雖然位列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今日的總理已是建國以來最低。第二次「中全會」以中央金融委員會作為頂層設計，取代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國務院只有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的級別負責執行金融政策，其他較重要的部委為民政部、商務部、財政部與發改委。

自李鵬以來的總理記者會傳統，因為總理職權大不如前與也不可搶鋒芒而向公眾而取消，另行以部長記者會就分項工作對外說明，相當於將總理的職能虛級化。種種收斂國務院權力的舉措，類似於明朝初年廢除中書省集中皇權，將政府職能大權集中於一黨一人，實現政治安全的最優先目標。

會期之前　國家安全法律先行

同樣基於安全的考量，「國家安全保密法」的橫空出世也同步牽動其他同時期出台的法規，以安全為目的凌駕於其他社會功能的正常運作。像是「快遞市場管理辦法」，為實現實名本人領取物件，凍結物流業者「寄貨驛站」的功能導致快遞業陷入癱瘓。「民營經濟促進法」看似要解決「國進民退」的問題，卻是在即有的「公司法」之外設計一套監管制度，使得國企與民企在同樣標準的「硬實措」上實現合規，減少外資與國際事件對市場資金的影響，完成「民企姓黨」的最後一哩路。

2024《政府工作報告》的具體內容也圍繞著安全為主題，今年中國發行的超長期特別國債將高達一萬億元，專用於國家重大戰略實施和重點領域，而且後續幾年還會持續發行高額國債。經濟方面，加強重點領域安全能力建構，包括糧食生產收儲加工體系、推進國家水網建設、能源資源安全保障，不乏提升基礎設施韌性。報告行文至最末，仍是強調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名為政府施政報告卻更像是一份國家安全報告。最末一段章節強調貫徹整體國家安全觀，加強國家安全體系與能力建構，以及對外的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仍反覆強調安全的重要性。至於俄烏戰爭和以阿衝突的地緣政治事件，以及中國與鄰國的關係在報告中則是隻字不提。

面對兩岸關係互動停滯，報告書仍舊依循「新時代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行文中強調兩岸和平融合，沒有完整提到「和平統一」並不表示放棄此一目標，而是保留面對美中關係的彈性空間。北京堅持的「一國兩制」與「九二共識」仍是不動如山的底線，而兩岸關係的融合發展只是戰術層次的論述，目的是要解決兩岸互動停滯和中國認定的「外國勢力介入」，和平與否取決於中國主觀的安全感。

面對國內外各方面的挑戰，中共對於安全的重視實為維持政權，冷戰結束後與西方國家的蜜月期不再，經濟模式與生產力的轉型又受到西方制約，整合「全球南方」的資源與人力優勢需要維持「一帶一路」作為公共財。然而，疫情以來中國的經濟成長有限且人口結構前景不佳，資源分配選擇造成的系統性挑戰，只能依靠強力的安全工作來維持穩定來爭取時間。有別於胡溫時期以發展為主軸的願景，「安全」將成為往後中共施政的主軸，而且越來越厚重。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