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瑪斯發動自1948年以阿戰爭之後，首次對以色列領土的入侵，舉世嘩然，有至少40多個國家將此次突襲定性為恐怖攻擊。數月後，它竟延燒成為美國多所大學針對以色列的示威活動，尤其當紐約警察衝進哥倫比亞大學逮捕抗議學生的一幕，再令其「帳篷抗議」，迅速幅散到全美各地校園。一起遠在中東，造成上萬人死亡的戰火，就這樣瞬間轉化為美國內政的另一股不安和危機。

哥大「帳篷抗議」者，主要批判以色列藉圍剿哈瑪斯為名對加薩人武力強勢回擊，他們據此要求校方必須「拒絕所有和以色列政府有業務往來的武器製造商及科技公司捐贈」，顯然有仿照他們學長姐在1980年呼籲校方切斷來自南非資金的味道，當年他們學長姐抗議的則是南非種族隔離政策。

不過，這次哥大在全美帶起的「親巴勒斯坦」抗議風潮，成因卻又比過去哥大「反戰傳統」複雜許多（1968年爭取校園民權和反越戰、80年代反種族隔離、反伊拉克戰爭），以至或許還需要藉由另一角度，去補上它的面貌。

一名哥大學生告訴本報，早在去年哈瑪斯突襲以色列新聞出現，校園內就經常聽到兩種聲音，一是聲援以色列，一是同情巴勒斯人坦的命運，當時課堂上，有些教授要不刻意迴避談論這「敏感話題」，要不就直率發表意見，無論教授言論是親以色列或親巴勒斯坦，持不同意見學生皆會無所顧忌與其針鋒相對，學生和學生之間，也經常呈現兩派立場你來我往。「帳篷抗議」出現前，哥大校園內（尤其親巴勒斯坦學生）的抗議活動便零星不斷，氣氛雖稱不上緊張，尖銳性又確實存在。

這也讓我們察覺到一個特別跡象，哥大內「同情巴勒斯坦」的聲音，幾個月下來，在「音量」和「行動」上，很清楚是壓過了支持以色列的一方。何以致之？首先，我們可從「帳篷抗議」發動者背景去尋找線索。

到今天為止，哥大「帳篷抗議」雖然得到不少其他大學聲援，但它在校園內，最初骨幹乃是來自哥大「巴納德學院」（Barnard College）的學生，這其實並不讓人意外。

哥大「帳篷抗議」骨幹乃是來自哥大「巴納德學院」（Barnard College）的學生，這其實並不讓人意外。（攝影：李濠仲）

巴納德學院和哥大校園隔著上西的百老匯街對望，自1900年起隸屬於哥大（保有獨立的董事會與財政機構，學位由哥大授予），在創院超過百年歷史中，它最引以為豪就是20世紀初爭取婦女參政權，他們的學姐（當時為女子私立學校）還曾在保守民風的時代，到白宮前舉布條抗議。哥大的「自由風氣」也受巴納德學院影響不小（包括2016年巴納德學院接納了第一名跨性別教職員）。巴納德學院將自己的校史稱之為「無畏的歷史」，它的官網學院自介，且叫做「大膽的巴納德」（Boldly Barnard），並自詡為選舉權、和平、性別平等、社會正義、氣候變遷而奮鬥。由這樣一個歷史背景的學院，帶頭主導哥大「帳篷抗議」，或是「恰如其分」。

只是，過去美國大學校園並非沒有「同情巴勒斯坦」的聲音，它從來不是一項政治或學術禁忌，尤其對哥大來說更是如此，它會被右派媒體形容為「極端自由主義大學」（ultra-liberal），亦是其來有自。但何以「同情巴勒斯坦」的聲音，會成為今日哥大校園內代表「強硬道德立場」的一方？期間甚而出現反猶太語言，進而加劇了它所帶出的衝突性。

就在哥大帳篷抗議引發全美大學「風潮」的一刻，特斯拉創辦人馬斯克曾意有所指在X上寫下：「破壞西方文明的觀念即『弱者是（對的）』（weak makes right）」。他雖然沒有明確指涉那些大學校園內同情巴勒斯坦（甚至合理化哈瑪斯行為）者，但時機上的巧合，用意實為路人皆知。

The axiomatic error undermining much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is “weak makes right”.

If someone accepts,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 that the oppressed are always the good guys, then the natural conclusion is that the strong are the bad guys.

— Elon Musk (@elonmusk) April 26, 2024

馬斯克的「弱者是」，對「同情巴勒斯坦」聲音當然帶有貶抑意思，不過，要以「弱者是」去詮釋這幾年的美國社會，似乎也不是全無道理。這樣的氛圍，是否也強化了哥大校園支持巴勒斯坦的聲音更高昂（支持巴勒斯坦、以色列兩方，聲量有很顯著的強、弱對照），這種連結恐怕還是有的。

那麼，「連結」從何而來？最近一次，全美另有類似「帳篷抗議」延燒的例子，其實並不久遠。三年多前，美國不才發生了全美「大串連」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2020年5月25日，佛洛伊德（黑人）被員警（白人）在執法過程中鎖喉致死，刺激了美國黑人人權組織發起「沒有正義，就沒有和平」的「BLM」抗議，一時間全美各地抗爭不斷，手段激烈，遠勝過今天大學生的「帳篷抗議」。29日，有哥大抗議學生「占領」了學校的「漢彌爾頓大樓」而登上全球新聞版面，當初「BLM」期間，多少外國人看到新聞上全美各地的打燒砸搶，也一度以為美國要完蛋了。

不過，當時也有分析提到，2020年「BLM」導火線縱然是白人警察惡待黑人，之所以引燃全美「戰火」，背後可謂美國又一次黑白種族衝突的大爆發，之所以會因佛洛伊德而爆發，就又不能不提到那段時間，正是世紀大病毒襲捲美國的一刻。「佛洛伊德案」政治上容有反川普者「借題發揮」，現實上，那也是美國人因為病毒侵擾，人人生活為之大亂的特殊時節，加上諸多隔離措施造成的人際疏離、關係破壞，至少有整整兩年左右時間，美國人幾乎是壟罩在不安的陰霾下過活，百業傾倒再令無數人感到絕望。

「BLM」和當時社會情境最大的衝突，就在於當整個社會還呈現人我高度隔離狀態時，這場運動則反向突破封鎖，尤其合理化了「群聚活動」。「BLM」的一面是爭取正義，另一面，又有多少人為聲援其爭取正義，進而走出門上街頭，間接抒發了COVID-19造成的強烈生命壓迫感。這種心理因素，且不只發生在成年人之間，也早有醫學報告發現，COVID-19下的青年焦慮，更勝以往。

有些學生坦言不希望抗議活動影響到六月畢業典禮，因為他們之前可能因為COVID-19已錯過了高中的那一次。（哥大校方告示學校重整中／攝影：李濠仲）

我們或可稍微回溯推估，那些在2019年前後從高中畢業進入大學者，他們的大學生涯會是如何：突然之間，滿心期待的大學校園生活，急轉直下成了生硬無趣的「線上教學」；以為即將走上廣泛交友的新世界，因為隔離措施，一個人的大學社交活動反而比過去更加封閉…要說混亂的COVID-19大流行時期，直接澆熄了數屆大學生的大學夢，其實並不為過。前前後後，有一代的美國年輕人正是身處在持續的劇變中（政治和生活環境）。

而今，當我們關注著由哥大而來的抗議活動，在當地報章雜誌上，我們不難看到另有專家直言，「從民權時代到越戰，從南非種族隔離示威活動，儘管大學校園一直是抗議活動的溫床，但如今學生卻承受著許多額外的壓力，包括經歷疫情帶來的孤立和恐懼，加以社群媒體對每個人日常的影響，促使他們更進一步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放大了這個世界的錯誤」。

在這種心理機制下，馬斯克所說的「弱者是」現象，應該也可視為一種對任何「現有強者」的心理反彈，這種反彈通常也是不可控的。所以，當初的「BLM」就演變成數十個城市同時發生嚴重暴動，費城甚至還為此出動了國民警衛隊。今天美國學生因為加薩問題發起抗議，自然也有出於「弱者是」的基礎，而非就加薩本身歷史恩怨的透析和反思。

任何抗爭之所以愈演愈烈，一方面，不少確實是受到管理者鎮壓所刺激，「BLM」時，有之，這次帳篷抗議，亦然。另一方面，恐怕是抗爭者早就設定了必然會走上這一步，因為「弱者是」的一體兩面，就是倘若弱者能藉由抗爭、衝突而獲致（翻轉成）強者形象，某種程度便也會被視為「身居逆勢者的成功」。雖然無論BLM還是哥大抗議，都有消息指稱背後不乏極端人士藉機煽動，不過，「自我煽動」恐怕已先一步存在這些參與者內心，以至於一個個為此更加「易燃」而已。

雖然有消息指稱背後不乏極端人士藉機煽動哥大學生，不過，「自我煽動」恐怕已先一步存在這些參與者內心。（攝影：李濠仲）

從一方面來說，哥大抗議學生裡頭，不可否認有部分人仍希冀提高抗爭手段，以盡可能達到抗議的訴求（要哥大校方拒絕鉅額捐贈者、指究責以色列而淡化哈瑪斯等等，是否合理已在其次），但當我們走訪其校，我們卻又發現，抗議群體本身的擴散性，除了激起他校同理念者起而效尤，並沒有在同校其他同儕間出現堆疊反應，也就是說，當下的確存在兩種不同的情境，即抗議者一邊愈往激情（烈）方向行進，哥大另一邊的學生就對其愈保持抽離（疏離）。哥大多數學生容或理解抗議者的行事，不過，就如同COVID-19所激化的反抗行為，後COVID-19時代，一種傾向「平復（各方面）」的渴望也同等的強烈，例如，即將而來的畢業季，哥大還辦不辦得了畢業典禮（典禮場地現在被帳篷占去部分），有些學生倒是很坦白他們更關切的是這件事，畢竟，即將在六月畢業的大學生，很可能之前已因為COVID-19錯過了高中畢業典禮。

至於「畢業典禮」重要，還是「聲援巴勒斯坦」有意義，這並不是一個好的命題，因為這等於是「省略以下5000字」式的無意義對比，而我們或可這樣問，當你因為COVID-19錯過了高中畢業典禮，因為線上授課讓大學生活黯淡無光，而今即將畢業，畢業典禮活動場地一隅正集結要求校方「制裁」以色列的團體（帳篷），以至一場人生中同時代表完結和開始的典禮可能停辦…你會作何感受？我們只需重溫此地短短過去幾年的經歷和挑戰，不難發現美國這一代大學生的校園生活高峰，竟是大比例處在時局最混亂的時刻，他們的得失，就要比我們想像的更深澳難解得多，包括抗議者的「反抗心理」亦復如是。

就我所知，哥大有不少老師為了避開紛擾，遂將授課改為線上進行，學生之間，也可自己選擇到校上課（校園抗爭衝突最高峰，曾一度全改居家上課），或是居家線上聽講。這種看似對新時代教學系統和師生互動的快速應變，不又正是因為那個COVID-19才創造出的變異模式（也是學習效果飽受質疑的一種模式）。美國政治治絲益棼，不過，哥大校園裡裡外外，包括紐約客，到今天其實都還嗅得到一股「後COVID-19」的味道。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