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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順四年（西元一四六〇年），鎮守湖廣、貴州太監阮讓閹割俘獲東苗童稚一千五百六十五人，已經奏報上去了，卻又病死三百二十九人（應該是創傷感染致死，其死亡率超過了五分之一），阮讓便買來同樣數目的童子，閹之以充數。這件慘事被人揭發後，英宗不過「降敕切責」而已，並未降罪。然而類似的事情之後就極少發生了，明宮裡的少數民族宦官的數量也越來越少了。

隨著傳統閹人來源的枯竭，對閹人的需求卻日益增長，除了宮廷及二十四衙門需要更多的人手，各地王府宗室及官員之家，也都紛紛收養閹人，供需矛盾顯得突出起來。

王府所用宦官，按照規定，應該由朝廷統一調撥，不許私自收用。可是各地宗室繁衍，需求量增大，朝廷撥用不及，便出現了私自收用的情況，朝廷稱之為「哄誘軍民子弟自宮」，經常下詔禁止，然而屢禁不止。

勛戚及高級官員家裡使用閹人，朝廷並無禁令。顧起元《客座贅語》卷十引國初禁約榜文：「官員之家火者，止許稱閽者。」閽者即為閹人的別稱。朝廷雖無明文之禁，但臣子使用閹人，稍微不慎，容易遭到「僭越」的指控，故敢於役使閹人火者的只是極少數人家，用也不張揚。而朝廷對臣下使用閹人，直到正統年間才予以規範，各依其品級準許使用一定的閹人。

總的來說，明代社會對閹人的需求呈上升趨勢，同時閹人來源面臨枯竭，這一對矛盾的產生，已決定了自宮的興起。事實上，早在永樂十九年（西元一四二一年）七月，大明王朝已「嚴自宮之禁」。這是明代國史裡第一次出現這樣的禁令（後世就很多了），此處有一個「嚴」字，說明它是重申以前的禁令，顯然，到永樂末期，民間自宮現象已經很嚴重了。

正因為上層社會存在需求，對於民間失業之徒來說不啻為一條出路。而且無論是入宮為宦官，還是入貴戚之家為奴，都能給自己以及家庭帶來切實的好處，故一些人開始在這方面動起心思，自宮的人越來越多。下面是仁、宣兩朝關於自宮的禁令及自宮的案例。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長沙有百姓自宮後上疏，求內府收用。此時距永樂十九年七月「嚴自宮之禁」不過三年，就有小民公然觸碰禁網。當通政司將此人的奏本呈進後，仁宗大怒，說：「遊惰不孝之人，忍自絕於父母，豈可使在左右？」此時永樂皇帝剛剛去世，正在居喪的仁宗便以不孝來治他，將此人發為卒，讓他去邊疆戍邊，順便降降火。

不是說仁宗很反感宦官嗎？這些一心想為宦官的人，自然在他那裡討不到好。一個叫徐翊的軍人，所屬衛分是興州左屯衛（治所在今河北三河）。他兒子在宮裡做宦官，徐翊以此為由，上疏懇乞免除他的軍籍。仁宗知道了他兒子是自宮入宮，生氣地在奏本上批道：「為父的當教子成才，為人子的當奉養其親。你有子不能教，致其自傷身體，背親恩，絕人道，敗壞風化，皆因為你，你還敢希圖免除軍籍嗎？」下旨將他兒子攆出宮，令其代父服軍役─太監也不許他做了！

仁宗見自宮者日眾，感觸頗多。洪熙元年（西元一四二五年）二月初一，他在武英門召見閣臣楊士奇，先問近日外間都有些什麼事。楊士奇答：「臣覺得告訐之風又死灰復燃了，動輒加人誹謗之罪，試圖禍及其身家，宜諭法司禁止。」仁宗便把他想說的話說出來：「不只此一件，比如自宮一事，朕最深惡痛絕了，尤須嚴禁。」楊士奇道：「此事當用璽書行之。」仁宗當即允許，讓他再想幾件事，與此一併通行（事見楊士奇《東里別集．聖諭錄卷中》）。

仁宗又召見刑部尚書金純，對他說：「自宮以求用者，惟圖一身富貴，而絕其祖宗、父母不顧。古人求忠臣於孝子，彼於父母尚且不顧，豈有誠心事君？」還表示，「朕已決意不用此等人。然其不孝之罪須懲治，今後有自宮者必不貸。若加人宮刑者，朕亦惡之，蓋宮刑下死刑一等耳，亦須嚴切禁。」

很快，一份要求「輕刑」的詔書，頒示於天下，其中道：「文武諸司自今不許恣肆暴酷，於法外用鞭背等刑，以傷人命，尤不許加人宮刑，絕人嗣續。有自宮者以不孝論。」詔書再次強調，宮刑（閹割）是法外之酷刑，必須嚴格禁止，而對自宮者，以「不孝」論處。看官，不孝在今日屬於道德風尚之事，在古代，搞不好就是「十惡不赦」的大罪哩！

然而，朝廷的意志似乎沒有得到認真地貫徹，不久，洪熙元年七月，就有軍民任本等數人自宮以求用。禮部尚書呂震奏聞後，剛剛即位的宣宗震怒道：「皇考（仁宗）在位時，曾有自宮者，以其毀傷父母遺體，最是不孝，皆發交趾戍邊。今其人尚敢爾！」下令將自宮者循例送往交趾，並再次申明禁約，若後再有犯者，皆照此處理。當時交趾局面岌岌可危，到交趾去當兵，幾乎就是去送死。

但即便如此，自宮仍屢禁不止，為此宣德二年（西元一四二七年）七月，命禮部再榜諭天下，重申自宮者戍邊之令。

宣德三年六月，出現了一件更奇之事。有個叫傅廣的金吾左衛指揮同知，竟然放著京衛從三品的武官不做，自己去了勢，表示「願效用內廷」。可稱天下奇聞了！然而宣宗的反應卻輕描淡寫，他只是說：「此前已有禁例。此人身為指揮，尚欲何求，而勇於自殘求進？若勇不畏死，能立功名，何患無高爵厚祿？」如果循例處置，傅廣當戍邊（只是交趾已失，當改別的邊遠衛所），可刑部鞫問後，居然準其還職，只是不許他再分管具體的工作（畢竟已經是閹人了）。

此後不久，又有山西鎮武衛指揮同知名馮鎮者，將其義子宮為火者。此人私用閹刑，按律當用徒刑。可是此人在獄中患病，宣宗對都察院道：「武人之愚，他們積累功勞很難而犯刑甚易。此人所為本不足恤，但祖宗仁厚之典不可以違。」居然同意馮鎮出獄就醫。大概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吧。

又不久，河南有六個人自宮，為周藩的胙城王收用。周王以為不妥，將他們全送到北京，請朝廷處置。照著宣宗原來的看法，這些不孝之人是絕不可收用的，應該全部戍邊，給邊鎮補充幾個不帶「槍」的士兵。可周王也太忠心了，別家王府都偷偷摸摸收買閹人，這位王爺卻能尊朝廷，這下可算撓到宣宗的癢癢肉了。宣宗一高興，竟然將這六個人全送給周王，賞給他用！

如此一來，三下五除二，皇帝自破其禁，自宮的禁令實際上已名存實亡了。

從以上記述可見，由於宦官來源匱乏，而宮廷需求量上升。許多人瞅準了做宦官的好處，拼了忍住刀割時那麼一痛，忍小痛而成大業。而朝廷一頭申明禁令，一頭又放任自流，使自宮之風浸盛，特別是愈到後世，愈演愈烈，嘉靖以後，遂為狂潮。這個我們後面再細講。

*本文摘自《明宮大太監的逆襲》，大旗出版。

【作者簡介】

 

胡丹

中國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三峽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中國明史學會會員，主要研究明、清史及歷史文化傳播。長期活躍在中國史研究一線，同時致力於歷史文化的普及工作。所著「明宮揭祕」系列白話歷史作品，在天涯論壇的「煮酒論史」版發表後，立即以其紮實的史學功底、犀利幽默的筆法、豐富的想像力、厚重的歷史感和隨處綻發的新見吸引了大量讀者。作者亦被多家媒體譽為令人期待的新銳歷史作家。著有《大明後宮有戰事》、《明代宦官史料長編》、《朱家非比尋常的日常》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