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 Up Media

奈伊

• 哈佛大學教授

• 曾任哈佛甘迺迪政府學院院長、美國國防部助卿

• 提出軟實力（soft power）與巧實力（smart power）論述

當美國總統拜登的內閣執行與中國強權競爭的戰略，分析家尋找歷史比喻來解釋加深的敵對關係。但是儘管許多人引用冷戰，更令人擔憂的歷史比喻是一戰開始之前。再1914年，所有的強權都預期一個短暫的巴爾幹戰爭。相反地，如同英國歷史學家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顯示，他們夢遊進入持續四年的戰火當中，摧毀四個帝國以及數百萬人喪生。

當時，領導人們沒有付出足夠的注意力關注一度被稱為「歐洲協調」的國際秩序的變化。一個重要的改變是民族主義的增強。在東歐，泛斯拉夫主義同時威脅鄂圖曼帝國跟奧匈帝國，兩者有大量的斯拉夫人口。德國作家寫作關於不可避免的條頓與斯拉夫戰役，還有學校教科書助長民族主義熱情。民族主義證明對歐洲勞工來說，是比社會主義更強的連結，以及對歐洲銀行家的資本主義來說也更強。

而且，對和平也有自滿的情緒。當時強權在歐洲已經有40年沒有發生過戰爭。當然，有些小危機，1905-06的摩洛哥、1908年的波士尼亞、1911年又一次摩洛哥，以及1912-13年的巴爾幹戰爭，但他們都可以被控制。解決這些危機的外交妥協助長了焦慮以及修正主義的支持。許多領導人相信一個快速的戰爭勝利會是一個好的改變。

第三個20世紀國際秩序產生彈性缺乏的原因是德國的政策，非常具有野心但是模糊和令人困惑。德國皇帝威廉二世追求更多權力顯得糟糕笨拙。同樣的可以在習近平的「中國夢」裡發現，習近平放棄鄧小平的忍耐策略，以及中國民族主義戰狼外交的過度擴張。

政策制定者今天必須警覺到中國上升的民族主義和美國的民粹沙文主義，跟中國侵略的外交政策結合再一起，還有在台灣的對峙和不滿意的妥協，中美不經意的升級是存在的。如同克拉克所說，當像是一戰的災難發生時，戰爭施加在我們身上某種必要性。但在1914年，克拉克認為，「未來仍是開放的」。對於歐洲雙方越來越強硬的前線，還是有些徵兆一場主要的衝突可以被避免。

一個成功的策略必須避免夢遊者症狀。在1914年，奧地利受夠了塞爾維亞的民族主義，一名塞爾維亞恐怖分子刺殺一名奧地利大公是一個最後通牒的絕佳藉口。在出發度假之前，德國皇帝決定抗衡崛起的俄羅斯並支持奧地利盟友，透過發出對奧地利的空白外交支票。當他回來發現奧地利如何把支票填上，他嘗試收回，但已經太晚了。

美國希望阻止中國使用武力並且保持台灣的曖昧狀態，中國則把台灣當作叛亂省分。數年以來，美國政策設計來阻止台灣宣布實際獨立以及中國對台灣使用武力。今天，一些觀察警告這個「雙重威攝」已經過時，因為中國成長的軍事力量可能誘使中國領導人動武。

其他人則相信一個對台灣具體的保證，或者暗示美國正朝著激怒中國的方向在行動。但即便中國選擇全面入侵，或者只是透過封鎖或佔領台灣一個小島來脅迫台灣，只要一個造成人命傷亡的船難或墜機都會讓籌碼全失。如果美國採取凍結資產或者引用與敵人交易法案來回應，中美形而上的戰爭馬上就會變成現實。1914年的教訓是對夢遊的警惕，但他們不提供解決台灣問題的解決方案。

一個成功的美國對中國策略應該從國內開始。需要保持民主機構吸引而不是脅迫盟友，投資在可以讓美國保持科技優勢的研究發展當中，以及維持美國對世界的開放。對外，美國應該重新塑造軍事力量來應對科技變遷，加強盟友體系，包括北約和與日本、澳洲和南韓的安排，加強與印度的關係、強化和支持美國在二戰之後協助建立的國際機構，制定標準和管理相互依賴，以及與中國在跨國議題上合作。目前為止，拜登政府都在遵循這項策略，但1914年不斷提醒不能驕傲。

在短期，有鑑於習近平主張性的政策，美國可能需要花費更多時間在這個平衡方程式的敵對面。但像是這樣的策略可以成功，只要美國避免意識形態的妖魔化和誤導冷戰比喻，以及維持自身的盟友。1946年，喬治安南正確遇見了與蘇聯數十年的對峙。美國無法圍堵中國，但可以圍堵中國的選擇，透過改變中國崛起的環境。

如果中美關係在賭徒手上，美國人可以認識到他們手上牌不錯，應該避免屈服與恐懼或者美國衰落的主張。但如果打得差，手上牌再好也是會輸。

（責任編輯：張育軒）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The China Sleepwalking Syndrome》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