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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格納拉加

•聯合國發展規劃署亞太地區主管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在他的自傳中講述了領導力和勇氣如何將一個沙堤上的蕞爾小國改造成一個開放、有競爭力和繁榮的大都會。

此後幾十年來，新加坡由一個以高效清廉著稱的政治階層治理，現在更是以高技能勞動力而自豪。在聯合國發展規劃署最新的人類發展指數（HDI）上，新加坡名列189個國家的第十一名。HDI由諾貝爾獎得主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和經濟學家馬布卜哈克（Mahbub ul Haq）在30年前首次發佈。

但如果將HDI進行調整，考慮二氧化碳排放和所謂的物質足跡（material footprint，衡量全球原材料開採在一國最終需求全球中的比重），那麼新加坡的排名將下降92位。沒有一個國家成功地以低資源用量實現高人類發展水準，而新加坡本身幾乎沒有任何自然資源，所需要的大宗商品基本上全靠進口。這本屬尋常；新加坡是地球的增長模範。但自然環境無法維持這種形式的增長與發展。

或許新冠肺炎疫情是當前發展模式給本地生態系統造成的巨大壓力的最清晰的例子。一種小小的病原體暴露出哪怕是最強大、最繁榮的社會，也存在巨大的脆弱性和不平等性，而經濟和社會失衡更是加劇了疫情的損失。隨著疾病的蔓延，我們看到面對如此挑戰所需要的集體行動，在國內分歧和國際對立制約全球團結的情況下，會變得更加困難。

但是，新加坡式的發展固然不可持續，更無法改變作為人類生計和拯救林木之間的權衡的發展。這便是聯合國發展規劃署新人類發展報告（HDR）的核心觀點，報告考察了實現人和自然福利的全新或未完全利用的路徑。在未來，我們必須鼓勵各國在追求繁榮的同時，儘量運用已有知識、科學和技術減少碳足跡。

報告重新設想了政府的未來角色，但顯然，它們不能完全承擔未來幾年必須做出的選擇的責任。HDR呼籲私人部門承擔社會和環境責任，認識到善待自然符合他們的自身利益，也有助於改變氣候行動的範式和激勵。

四個重要領域的行動尤為突出。首先，城市——它們占了85%的能源產出和75%的二氧化碳排放（不同估算數位不同）——需要為綠色重生鋪路。HDR強調城市作為綠色行動場所的作用：定價碳的真正社會成本，保護綠色空間和植樹，以及清掃水路和海洋中的危害海洋生命的塑膠垃圾。

其次，除了城市和國家所承諾的在未來幾十年內實現碳中和的行動——包括亞太地區——普通公民也必須調整生活方式。HDR敦促人們反思價值排序，改變消費習慣和生產方、通勤和投資方式。這並不是不可能的。縱觀歷史，我們看到社會模範和行為是可以改變的。比如，煙草消費已成過街老鼠，讓吸煙有所下降，而戴口罩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也成為許多地方的行為範式。

第三，行為改變可以來自硬激勵（如提高煙草稅）和監管，但也可以通過集體呼籲和行動刺激，如敦促大型和小型機構投資者為新綠色科技提供資金。

私人資金必須匹配公共撥款，輔之以填補本地和國際稅收漏洞並取消不必要的補貼。光是化石燃料補貼，每年就要耗費世界經濟5兆美元。在亞太地區，這些補貼可占到國家健康或教育預算的50%以上。據可持續發展方案網路（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關於SDG的低收入國家成本和融資的報告，對碳、金融交易和極端財富課以適當的稅收能夠帶來每年2,000億美元的額外收入用於綠色投資。顯然，金融約束並非綠色經濟轉型的制約條件。

最後，我們必須明白，大自然不是我們的敵人。HDR記錄了20種高性價比行動，它們與森林、濕地和草原有關，可以帶來將全球氣溫保持在前工業化水準2℃以內所需要的減量的37%。光是深林再造，就能實現這一潛力的三分之二。認識並保護作為自然守護者的本地社區是關鍵。比如，亞馬遜土著民族對於保護森林存儲力的貢獻等於全球最大的1%排放國的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量。

阿瑪蒂亞森和哈克的原始人類進步指數引入了新方法衡量社會在實現潛力方面的表現。但是，經過地球壓力調整，該指數顯示了他們的選擇大大地收縮了。我們不能消極等待命運的降臨，而必須運用知識、理性和代理建立新發展模式，影響我們的集體未來。

（本篇翻譯由PS官方提供，責任編輯：張育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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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為《Overcoming the Climate Challenge to Human Development》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