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德兒
• 俄羅斯籍作家,現居美國
• 著有《普京的遊樂場》(Putin's Playground: Empire, Revolution, and the New Star)
在蘇聯時期,我就讀的那間學校在校地周圍蓋了鐵絲網圍欄,遲到的學童若想直接穿過校地,就會在圍欄上鑽一個洞,每周都會上演這樣的戲碼。
每個周末校方就會把洞補好,但是隔天早上洞就會重新出現,如此往復從來沒停過。
我希望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能夠來那間學校看看,因為他現在就在西方世界築起圍欄。
蘇聯是個蓋起圍欄、設立障礙與建築圍牆的國家。凡事皆禁止、皆上鎖、皆有人守衛。警告標語用的是不明確的用字遣詞:「勿入,入者死!」、「閒人勿近」、「邊境關閉」。
圍欄並不能阻止人們忽視這些警告,反而讓事態變得複雜。
為了從工地偷取磚塊與電線,人們把木製柵欄的底樑抽掉,或是翻過水泥圍牆,他們可能會被鏽釘或刺鐵線刮傷,或是被護衛犬咬傷,甚至可能被岩鹽製的子彈射傷。
但是人們需要這些材料,建築材料短缺,並非每個人都付得起黑市的價格。對於入侵者而言,圍欄並不構成太大問題。
集體農場也立起圍欄,避免從沒吃飽過的人民從農場偷取水果、蔬菜及穀物。
1932年烏克蘭發生了飢荒,史達林(Joseph Stalin)可真是一位卓越的築欄者,他設立了《三穗法》(Law of Three Spikelets),該法規定從集體農場偷取一把穀物,就要遭受行刑隊處決。
他根本懶得去思考人們之所以偷竊是因為糧食匱乏,把餓者除之而後快,而非解決飢餓本身。
蘇聯的醫院同樣築起圍牆,想要探訪病人是噩夢一場,有層層的守門員、探訪時間很少,而且加護病房跟產房都禁止進入,因為醫護人員相信所有外來人士都是有長腳的細菌溫床(walking swarms of bacteria)。
在西方,丈夫會在生產過程中緊抓住妻子的手,貌似完全不把病菌看在眼裡;在蘇聯,儘管已經有重重預防措施,感染率與死亡率依然居高不下。
蘇聯民眾自己也常常設立圍欄,雖然根本是白忙一場。
1990年代,俄羅斯人民開始在公寓裝設鐵門,以避免宵小入侵,當時正值經濟災難,闖空門事件變得猖獗而且層出不窮。但是鐵門的效果有限,因為竊賊開始使用鐵剪。
孩童參加的夏令營總是有圍欄、有檢查點、有鐵桿製的大門、有守衛,海灘的入口以及其他容易遭人擅闖的地方都設有哨站,嚴格禁止離營,而且離開營地比闖入營地還要嚴重。
但是孩童還是會逃離營地,有些人是仗著膽大,部分人是出於惡意,其他人只不過是受夠了洗個澡還得手牽手,洗澡牽手是標準安全常規。
逃營的小孩中,每年至少都會有一名溺斃,其他則是在周圍的樹林中迷路,或是想搭上回家的火車時因為逃票被逮到。我個人挺喜歡夏令營的,雖然永遠都在行軍,永遠都在喊:「準備萬全!(Будь готов)」但是跟所有一同上營的同儕一樣,只要我想我就能逃出生天。
蘇維埃思想的滲透力在勞改營內看似滴水不漏,出了勞改營就形同肉品加工廠。勞改營有圍欄、查緝犬、刺鐵線、檢查站、治安隊,有時還有民兵。在「進步的社會主義」年代,人們還是忍不住想吃肉,肉品在當時是稀有商品。想要吃到肉的詭計就是在經過重重關卡時,把肉藏在衣服底下,這可不容易,因為生肉很容易滑下來。
當然,突破蘇聯鐵幕是最困難的事。多數人根本連想都不敢想,失敗會讓他們賠上一切。但是也有人成功逃離鐵幕,他們泳渡冰寒徹骨的海域,藏身於汽車的後車廂,甚至劫持飛機。
1961年,基羅夫芭蕾舞團(Kirov Ballet)的舞星紐瑞耶夫(Rudolf Nureyev)從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指派的護衛身邊逃離,在巴黎勒布爾熱機場(Le Bourget airport)奔向國界,為他贏來此生最驚險的喝采,以及能釋放真實自我的機會。
其他失敗的逃離者下場是遭槍決、電刑或是監禁,但就算沒有觸犯法律的人也遭受同樣命運。在蘇維埃異議者屢屢遭受打壓,其中一部分是針對「遭拒者」(refuseniks),他們是想移民卻遭到拒絕的猶太人。
他們的護照上的國籍欄原本就被強制填上「猶太人」,現在再加上被蓋上「拒絕」的戳章,這讓他們的處境形同社會上的賤民。
遭拒者會被鄰居跟朋友視為拒絕往來戶,他們都受到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監控,有些人甚至只是想以粗活餬口都沒辦法。但是遭拒者還是無法離開,即使那些築起圍牆、豎起鐵幕的人會用國家安全、保護國民當成理由,但他們其實就是想告訴你誰才是老大。
最終,沒有任何一堵牆、任何一道圍欄、任何一張鐵幕或「鋼」幕能夠阻止人們為生存而奮鬥。
但是圍欄能夠讓曾經開放的國家變成囚犯與守衛的國家,變成一大片包圍在圍欄中的地區,到時候所有事物都將有毒性,都將緩慢的崩毀。
這是蘇聯的命運,而要是川普實現了他的計畫,即是未來的美國。
(翻譯:陳毅澂,責任編輯:簡嘉宏)
(原標題為《Walls of Futility》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