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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源遠

 

● 美國密西根大學副教授

2019年的諾貝爾經濟科學獎頒給了巴納吉（Abhijit Banerjee）、杜芙若（Esther Duflo）和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們減少貧困的試驗式手段。

諾貝爾委員會認為，經濟學家使用隨機對照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 RTC），一種源自醫學研究的作法來測試特定的干預措施是否有效，能「大大提高人類減少全球貧窮的能力」。

雖然為舊問題找到新解方讓人慶祝，但仍有部分人存疑：到底諾貝爾委員會口中這種「把這個問題分成更小、更容易處理的問題」的方法，是否真的能的大規模減少貧困？

很明顯的，這次討論沒有納入中國的情況，中國自1980年代以來，在全球減少貧窮的貢獻佔比超過70%，是近代最成功的案例。

在過去40年內，中國逾8.5億人擺脫了貧困，然而，正如北京大學的姚洋教授指出，它「與RTC毫無關聯」，也跟為窮人提供救濟無關。事實上，它是國家快速發展所帶來的成果。

自1978年鄧小平啟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行出口導向工業化，讓私營部自由化、迎接外資、擁抱全球貿易。隨著數以百萬計農民從田間搬到工廠，他們賺到了工資、存到錢、然後送孩子上學。

上述這些，再加上私人創業的激增，創造了世界上最龐大的中產階級。

然而，姚洋沒有提及的是，中國令人印象深刻的減貧成果伴隨著兩個嚴重的問題——不平等和貪腐。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2年上任時，中國的吉尼係數（ Gini coefficient，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標準，0代表最大平等，1代表最大不平等）為0.47，高於英國或美國。一項針對中國家庭的調查報告係數更高，達到0.61，幾乎與南非持平。

經濟起飛的漲潮帶起了許多船，但部分船卻漲到遠高於他人的位子。

雖然數百萬計的中國人被提升到剛好超過貧困線的水準，但也僅少數人被拋到富裕的高度，這不只是運氣的問題，甚至也不是企業家精神的問題：雖然中國的部分富人透過努力工作、冒險累積了財富，但也有很多人是透過討好願意用豐厚的特權換取賄賂的政府官員來累積累財富。

認識到高度不平等和裙帶關係盛行所帶來的風險，習近平同時發起了兩項運動。

其中一個承諾到2020年消除農村貧困，使用「精準」扶貧措施，如就業和福利補貼。另一個目標則是根除腐敗，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包括部分中國共產黨資深成員在內的150多萬名官員，受到了紀律處分。

中國的經驗對發展經濟學來說是重要的一課。

首先，雖然RTC和它們評估的目標項目可在減少貧困方面發揮作用，但若要大規模發揮作用，最有力手段是透過經濟成長。

正如牛津大學發展經濟學家普里契特（Lant Pritchett）所表明的，沒有任一國家達到了下列情景：75%以上的家庭在年收入中值超過1045美元前，每天的生活費都在5.5美元以上。

鑒此，任何對大規模減貧感興趣的人都應該透過研究歷史、政治經濟學、國際貿易和系統性思考（好把整體發展策略的各個部分組織起來），設法了解是什麽推動了持續的經濟增長。

如果RTC等同於杜芙若、巴納吉所描述的「清通排水管（plumbing）」，那麽系統性思考就是規劃和徹底檢查整個排水系統的工作。

簡單地說，我們不能忽視大局。

中國發展經驗帶來的第二堂課，是經濟增長的成果不總是分配公平的，社會福利和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是將經濟增長成果廣泛分配所必需的。在這方面，2019年的諾貝爾獎得主的工作可以有所幫助，他們可以利用RTC來評估針對性的干預措施的效果。

最後，適應性治理至關重要。

與姚洋認為中國經濟成功應歸功於「古典經濟學家的建議」相反，中國實際上違背了許多典型的政策處方，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那種把西方的民主化當作走向發展的必須的信念。

這並不像許多人認為的那樣，意味著威權統治讓中國繁榮起來。

在毛澤東的獨裁統治下，中國遭受了災難性的後果，包括大躍進期間的大饑荒。中國經濟活力背後的真正秘密是「受指令性的即興發揮」：在中央政府指令的指導下進行地方政策試驗。

簡言之，消除貧困的關鍵是包容性增長。

實現這一目標需要結合促進國家發展的宏觀政策措施、解決具體弱點的微觀計劃。新興經濟體還必須調整其發展戰略，以應對21世紀的挑戰，特別是科技革新和氣候威脅。

這裡需要各式的研究和工具，不存在一勞永逸的萬靈丹。

（翻譯：陳怡安，責任編輯：簡嘉宏）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Missing the Big Picture on Poverty Reduction》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